1966年，文GE爆发了。　　相比于中将卢俊逸和少将刘云鹤来说，在公主屯战役中兵败被俘的梁杰居然还算幸运的，他先后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北京功德林大院、昌平秦城农场和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和改造。到了抚顺没多久，政治运动就开始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以日本人居多，附带一个溥仪（也算半个日本人吧），不过这些梁杰都不知道，否则他如果意识到自己和打了八年的日本人一起被关在共产DANG的监狱里，不知作何感想——反正他觉得自己也快发疯了，当功德林已经分批开始放人的时候，抚顺的国军战俘仍然过着无期徒刑的日子。　　文GE开始了，梁杰们跟着遭殃，每天的食物变少了，增加的是从早到晚不间断的审问。所谓的审问，无非就是交代错误。梁杰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八年抗战，我作为集团军参谋，制定消极的作战计划，鼓励国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内战，我间接地屠杀了解放军和人民；我有错，请共产DANG宽大处理。”　　每每此时，审问人员就会推一推眼镜：“梁杰！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他第一百次无奈的说：“没有啊，我该说的都说了，请您明鉴！”　　抚顺战犯管理所里不停有人死去，有自然病死的，有……。活着就是胜利，梁杰在麻木中不停地鼓励自己。在管理所里，起码不会出现逼迫下跪、群殴等事件，只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和逐渐虚弱的身体就行了。每天睡前，他都会回忆自己的太太、家人和那位老管家。也许老管家早就去世了，可自己的太太应该还在等待……这就是要活下去的理由。　　1967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惊讶地发现，不仅城市内乱成一锅粥，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居然听说在城里挂出了“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的标语。无语中，陈再道向卢俊逸自嘲道：“我现在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　　卢俊逸在战场是一员勇将，但此时此刻，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弱小和无助。讽刺的是，战争期间，他接受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宣传，而现在，他和长官陈再道却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了。　　7月底，陈再道被押至北京接受□□，他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危害党中YANG的叛乱司令、中国的法西SI头目。每天的毒打不仅摧残他的身体，也摧残他的心理。陈再道的伟大领袖只转告他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是啊，他也想注意安全，可是怎么注意呢？　　卢俊逸则被留在武汉接受□□，他在军中得罪了一些人，此时此刻纷纷跳了出来。这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就被摁着跪在了地上。“打倒反GE命分子卢俊逸！”“打倒法西SI头头卢俊逸！”群众们卖力地吼着，卢俊逸如同被丢下了油锅一样，连反抗的想法都没有。回到家里，妻子哭着前来安慰他，卢俊逸反手就是一个巴掌：“给老子滚！让我一个人静静！”妻子哭的更厉害了：“老卢，你受苦了，你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就打死我吧！”　　不知怎地，他想起了18年前的那个晚上，有一个“差点”成为自己妻子的人，也在他的面前哭泣着。　　卢俊逸叹了一口气：“老婆，是我错了，对不起。如果我被他们打死了，请你照顾好儿子。”　　他想起了红军时期死在他身边的老搭档，这位英勇牺牲战士换来的就是今天吗？卢俊逸沉默了。　　同样沉默的还有刘云鹤。黄埔五期毕业的他很快被打成了国民党安插进来的奸细，他无助地申辩道：“林副主席还是黄埔四期的呢，就比我大一届，你们怎么能说黄埔毕业的就是奸细？”　　“刘云鹤，你他妈的不要不识相！你在军中关系好，到处有人来打招呼，我们一不打你、二不压榨你，就审问审问你的错误，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是的，刘云鹤在黄埔军校时，离成为真正的国民党其实也就一步之遥。他回忆起过往，从黄埔军校逃出，在红军时期九死一生，抗战时在陕甘宁参与建设，解放战争时纵横华东，从弱到强，新中国建立后，他和妻子江馨平满心欢喜地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回到家，他嘟囔着：“我真不想再当这个党员了。”　　江馨平难过地说：“云鹤，你要坚持下去，有什么话都跟我说，不要在他们面前发牢骚。”　　“唉。”刘云鹤久久不能平静：“我怎么可能不坚持下去？我刚才说的只是气话而已。如果我真的不想当党员了，那我奋斗了一辈子的事情，究竟在奋斗些什么？我怎么能否定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呢？如果共产DANG错了，那说明我也错了……”　　“不，你没有错，是他们错了。”江馨平安慰道。　　“是他们错了。”刘云鹤喃喃自语。他已经足够幸运了，这位谦逊、友善的少将，在部队、甚至在一些群众里人缘良好。说句不好听的，不用受皮肉之苦，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1975年，蒋中正病逝。已经退休的卢小山蹒跚着带着妻子前去送灵，而于文宙没有这么做，他和曹岚呆坐在家里，四目相对。于文宙和蒋中正完全不熟，但他的去世好像彻底判了于文宙、判了于文宙这一批人的死刑一样——毕竟是自己的校长啊。　　1975年，梁杰也获释了。他以为自己会像当年的长官，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一样死在抚顺，但他居然活着走出了战犯管理所。他坚信，妻子一定在某一个地方等着他，可是……他又怎么可能找得着远在海峡另一边的她呢？　　　　1987年，台湾正式解禁对大陆的“封锁”，允许有条件地进行探亲。大陆方面也开始响应，允许“更有条件地”前往台湾。看着已经成为包工头的儿子，于文宙很满意，他清楚，自己这一生也快到了终点了。健康欠妥，一把老骨头不可能回大陆了，但仍然有机会和对岸的朋友们恢复联系。他想起了黄埔的室友梁杰，这位沉稳的将军是否还活着？他不知道。他还想起了叶育民、段清他们，他们也还活着吗？他们会不会和数不清的国军被俘人员一样，死在了镇反、死在了文GE、死在了监狱里？他不知道。他还想起了张锴张楠父女俩，如果张楠还活着，现在也已经是老太太了，或许子孙满堂了吧？当然，于文宙最想念的还是好兄弟刘云鹤，自从济南一别，已经39年过去了。岁月催人老，刘云鹤还在世的话，应该和自己一样是个糟老头了吧？想到这里，于文宙突然笑了出来。　　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海峡对岸的刘云鹤也在想方设法地找寻于文宙的消息。正好，当年在周村战役被俘的一个姓王的小战士（后来成为解放战士）准备回台湾落根，刘云鹤找到了他，托他在台湾帮忙寻找到于文宙。当年的小战士，此时的老战士一口答应了下来：“老刘，我一定尽力帮你完成心愿。这一走，我就不回来了，下辈子见了。”　　他来到了台北，在联合时报上发布了寻人启事。于文宙这个老家伙并没有注意，倒是他的邻居前来敲门了：“老于，老于，你上报了，你上报了！”　　“我上报了？什么情况？”这个老糊涂蛋还迷迷糊糊的。　　邻居把报纸塞给了他，于文宙戴着老花眼镜，费力地看着：“啊，是他，是他！”　　曹岚也开心的笑了，她的皱纹随着笑容愈发明显。　　于文宙联系了老王（就岁数来说是老王，但和于文宙一比，好像应该叫小王），老王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他家：“于军长，久仰久仰，当初我们不争气，一天时间就在周村全军覆没了，不然还可能等到你的援兵到来。”　　“唉，这都哪门子事了，不谈了，不谈了，都过去了。”于文宙摆了摆手，他不打算告诉老王，自己当时压根没有接到去救援周村的命令。　　在老王的牵线搭桥下，刘云鹤一家安排好了去台湾的计划。此时已经是1990年了，两位黄埔枭雄又老了两岁。　　出发前一周，刘云鹤感到身体不适，他想硬撑着去，却被江馨平和一对儿女拦住了。　　“爸，您身体吃不消，就别去了，有什么比健康还要紧的？母亲和我们一起去，把您的情意带去就行了。”　　刘云鹤仰天长叹，他拿来了纸和笔，写下了对于文宙想说的话。　　“一定要亲手交到他手里。”刘云鹤认真地嘱托。　　江馨平年纪大了，不适合坐飞机，三个人只能坐船过去，晃晃悠悠了半天，终于来到了海峡的这一岸。　　他们来到了约好的饭店包厢里，于文宙、曹岚、于安福和老王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于文宙没有看到刘云鹤，他已经猜到了大概。　　“文宙，我丈夫身体不太好，不方便来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这是他托我给你的信，你收下吧。”江馨平遗憾地说，同时把那封工工整整的信交给了于文宙。　　“好吧，只要还活着就好。”于文宙开起了玩笑：“吃吧，吃吧，边吃边聊。我们先感谢老王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没有他，我们也不会见面。”　　大伙举起酒杯，敬了老王。老王脸微微泛红：“唉，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曹岚在近50年前和江馨平在陕甘宁见过，她们聊得很欢——主要是谈儿女的事。　　看着两位老太太热络地聊着，看着三个年轻人，啊不，三个中年人很快熟悉了起来，于文宙很感慨。1927年，刘云鹤逃出黄埔后，两人一共只有三次见面的机会。在陕甘宁，于文宙因为前线摩擦而爽约了；在济南，于文宙被吴化文裹胁而缴械，终于和刘云鹤见上了一面；今天，换成了刘云鹤缺席——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饭吃完了，于文宙一行带着他们在台北转了转，本来还想多玩一会儿，但江馨平表示，刘云鹤正在家里躺着呢，虽然有人照顾，作为亲人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临走前，于文宙也交给了江馨平一封信：“请你转交刘云鹤。”　　大伙分别了，海峡两岸再次分割了这两个家庭，而且他们永远也没机会再碰面了。　　曹岚小声问于文宙：“你啥时候写过这信？我怎么没看到，你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还有，难道你已经猜到云鹤不会过来了？”　　于文宙神秘地笑了：“有啥好商量的？这是我们男人间的私事。”　　“哼。”曹岚“轻蔑地”一笑，两位老人就对视着，然后牵着手走了。于安福则回自己的家，妻子和孩子在家等他呢。　　“爸，妈，我走了，明天带孙子来看你们。”　　　　江馨平和她的儿子、女儿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在船上，她的儿子怂恿道：“妈，我们先打开看看于叔叔写了什么吧？”　　“你这孩子，这么大了还不懂规矩，人家于叔叔又不是写给你看的，你怎么能打开来看呢？”　　“妈！”女儿撒起了娇：“你就打开看看呗，我知道你也忍不住看，只不过你被道德的枷锁捆住了呗！”　　“哼，去你的。”江馨平不好意思地笑了。女儿一把把信抢了过去，她也没有反对。　　实际上，这封信打不打开都一样，因为信封里只放了一张白纸而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