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秋之交，霪雨兼旬，河北、东北等地同时发生数十年罕见的水灾。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京畿一带倾城泽国，受灾县达103个，灾民超过600万人。

这次的特大水灾，与河道年久失修有关。据事后申报1918年2月22日的批露，“查京畿各河二十余年未经修治，堤防尽行残缺。此次水患，五大河及数十余小河同时并涨，泛滥横流，淹及一百余县，面积之广，所有堤埝无不破坏。人民被灾之后，救死不赡，焉有余力以筹修浚”。

在财力不足、战乱频仍的旧中国，天灾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祸。张作霖已经稳住了奉天，张汉卿的人民党也逐渐渗透到奉天的各个角落，在一些基层单位也建立起较为紧密的党组织。因而对东北的这次灾害，奉天民政厅和人民党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把灾害损失降到最小，并迅速在救援之余果断恢复了灾后重建，让灾民能够自立。为此，张汉卿力主成立了农工委员会，负责指导奉天、黑龙江农业厅和水利厅的工作，由莫德惠兼任主任。一般认为，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少帅系的人马在政界的起点在此之前，莫德惠是少帅委任的招商局局长，归财经委员会主任刘尚清节制。

反观关内，由于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以这些官僚的作法，他们也无法有效组织起积极救援的力量，灾民流离失所，无衣无食，惨像令人目不忍睹。

北京时报报道：“白河沿岸及其他外避难人民约达三十五万，乏衣缺食，睹者伤心。”

“南运河决口三处，天津所属岌岌可危，食粮薪炭饮水等一概缺乏。西南关外以至南开南市，日本租界等处，一概水没胸膛，数十万遭水难民，扶老携幼，惨不可言。”

“天津各河之水陡涨，沿河一带村庄尽成泽国。”

已经“隐居”在天津的前总理熊希龄的寓所也被河水吞没。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了灾民的惨状，也目睹了官员们的无能表现，他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了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政府出面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

他的建议被提交国务会讨论，结果阁员们一致认为：除非由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义。政府方面试图借机逼他重回部门任职，熊希龄也担心自己不出来主赈，政府不做决定，“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遂不得不免为其难”。事实上，自退出政界以后，他就把政治看作是罪恶的，但为了灾民，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

他于是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

赈灾必须先有巨款，可北京政府财源枯竭，大总统冯国璋只命财政部拨款30万元交熊希龄赶办急赈。而严寒将至，仅取暖用的赈衣一项，就需支出数百万。熊希龄决定广集民间社会资力，以补官款不足。

1917年10月8日，熊希龄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向全国各省发出请赈通电，希望全国各地诸君子“胞与为怀，本其己饥己溺之心，为披发缨冠之救”。赈电发出，熊希龄以身作则，先捐现洋500元，又命家中女眷缝纫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团体、个人捐衣、捐洋者不断，外国的慈善团体也有帮助。

同时，熊希龄还联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他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务物局捐赠煤炭5000吨，并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

这是一个可歌可敬的长者！一个有良心的官员！可是，这么多的灾民，单靠民间的力量很难接济过来。即使解决得了一时，后续灾民变贫民亦是政府之失职。

可是政府方面真的无能为力了。不说中央财政疲惫，就是地方诸侯有心也难拿得出这个钱来，何况各督军省长都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想充这个冤大头去有这个钱，又可以充实手中的军队，那个才是升官发财的正途。至于灾民，发生在谁的治下谁去负责吧！

北方本来就穷，就是现今的北京、天津，在那时也只是稍大些的城市，豪华之处只是租界附近，绝大多数地方还算非洲。另外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平常经济上还能实现自给，一旦发生天荒人灾，上下都只有嗷嗷待哺的份，恨不得中饱私囊才好，从腰包里掏钱，也只有老熊等实在人。

虽然这些督军省长们不想掏钱，却不妨碍他们瞄着别人的钱包。奉天这段时间搞得风声水起，看来张作霖荷包里是鼓的，那么是不是该奉献点呢？

张作霖当然是要捐的，但是老张是实在人，光捐钱没好处的事真不想做。开始他也想像其他省的大员一样意思一下，被张汉卿劝说后改变了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