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韩国夫人有一女，曾为天皇大帝唐高宗所宠，韩国夫人卒，封其女魏国夫人，欲以立为嫔御，乾封元年为则天皇后所杀，此为实否？”

“曾无有之。韩国夫人卒乾封年初。从来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葬，“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新唐书卷二十志第十礼乐十五曰凶礼五服之制。就古之体制，何尝不是“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五十三礼仪部三十二葬送一“礼记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则天皇后武曌为韩国夫人卒逝于敦义坊立崇福寺。此寺本隋灵觉寺。开皇六年亲王杨雄所立。武德初废。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则天皇后为韩国夫人复立为崇福寺祈福。隋唐两京坊里谱敦义坊敦义坊福田寺、灵觉寺、崇福寺。长安志“东北隅废福田寺”注：本隋灵觉寺。开皇六年，亲王杨雄所立。武德初废。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武后为其姊贺兰氏复立为崇福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改福田寺。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废

此事距今未为远。寺尚有址，韩国夫人之碑文亦据集古录目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欧阳修之子记集古录目系欧阳修命其欧阳棐编录。集古录目序亦欧阳修撰。集古录目卷五唐郑国夫人武氏碑“司列少常伯李安期撰，前戎卫兵曹参军殷仲容八分书。夫人名顺，字缺一字则，太原寿阳人。武后之妹，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封韩国夫人，追赠郑国，碑以乾封三年公元668年立。”金石录宋，赵明诚编录卷第四第六百八十二唐郑国夫人武氏碑上李安期撰殷仲容八分书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二月。此处集古录目卷五唐郑国夫人武氏碑记郑国夫人武氏夫贺兰安石，名同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一上一一三大唐故贺兰都督敏之墓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八月十八日1964年陕西咸阳市周陵乡出土大唐故贺兰都督敏之墓志所记贺兰敏之“父安石，袭爵应山县开国男，赠卫尉卿、户部尚书、驸马都尉、韩国公。”集古录目卷五唐郑国夫人武氏碑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一上一一三大唐故贺兰都督敏之墓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八月十八日，可为相互之印证。皆可为证。说来立寺祈福大率皆于当载，焉有姊卒逝数年后方为之立寺祈福之皇后？任之一朝，帝、后为丧制之礼，皆经殿臣议论而定，天皇大帝李治当载为太宗文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守制之制服期，何尝不是经朝臣议论而定？况则天皇后为其姊立寺祈福，又非为则天皇后父母，若过丧数年亦为此，岂合礼制？朝臣岂有不议论则天皇后过越情礼者？历来丧制之礼，固不可不及情，亦不可过越于情。焉有为姊丧制之礼过于为父母者？则天皇后若于姊卒逝数载方为之立寺祈福，殿上纷纷矣。是故，敦义坊之崇福寺既立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韩国夫人必近乾封二年卒逝。约莫韩国夫人卒逝乃乾封年间事。”

“然有以韩国夫人早卒，碑系改葬迁坟而立者，有疑。”

“玉娘即杨玉环，此何可能。迁坟改葬，大率随夫。韩国夫人之夫早卒，设若韩国夫人与其夫合葬，葬即为之，何须改葬？至于言韩国夫人或系随其夫迁至其夫族祖坟者，贺兰氏坟曾无远迁说。韩国夫人子贺兰敏之洛京人，以罪故，卒三十八年后，韩国夫人孙贺兰琬景龙年间将其归葬咸阳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一上一一三大唐故贺兰都督敏之墓志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八月十八日“以景龙三年八月十八日，葬于雍州咸阳县奉贤乡洪滨原”而非归葬洛京。设若有祖坟远地迁葬说，何贺兰敏之归葬咸阳不归葬洛京也。此其一。其二，设若迁坟改葬系随韩国夫人之父、母所，则天皇后之父早逝、母卒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九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咸亨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韩国夫人若行改葬，碑所立时日当咸亨年后。然韩国夫人碑立于乾封年间据集古录目卷五唐郑国夫人武氏碑“司列少常伯李安期撰，前戎卫兵曹参军殷仲容八分书。夫人名顺，字缺一字则，太原寿阳人。武后之妹，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封韩国夫人，追赠郑国，碑以乾封三年公元668年立。”金石录宋，赵明诚编录卷第四第六百八十二唐郑国夫人武氏碑上李安期撰殷仲容八分书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二月，则无迁坟改葬之可能。

如此，韩国夫人早卒，封其女魏国夫人及乾封元年欲立魏国夫人为嫔御说无可能成立。以魏国夫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卒时，韩国夫人尚在人间也。其前后抵牾之。若卒于韩国夫人年内。安有母方卒，不为守制，乃于年内论立为嫔御事乎？此显为谎也。所谓安得此说出？况崇福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为韩国夫人立之址尚在，可证韩国夫人当卒于近乾封二年时。故知韩国夫人早卒，乾封元年欲立韩国夫人女为嫔御说皆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