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这篇序文开篇明义，以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在于用人，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而后文章直接攻讦起当今的察举中正制度。他认为如今陈冲改革，加设左右中正已经多年，但是仍然“缅缅纷纷，未闻整齐”，进而导致朝中出现“分叙参错，各失其要”的乱象，可见陈冲的改革并不成功。

于是文章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为何而失败呢？主要是在于上级过于干涉中正制度，导致选拔的风向并不是来自于乡县的清议，而是更受上级官僚的影响。作者批评这种现象，说这是“上下交侵，以生纷错”，致使风俗不静。众人为了争夺名利，就不愿意务实于忠孝之道，而专注于修饰逢迎，国家选拔上来的，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

故而文章主张，希望朝廷将选拔权力进一步下放，将察举重心转在听取乡县清议的风向，继而将地方长官排除在外，这样才能“静风俗而审官才”。

在序文之后，作者又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由于内容过长，笔者只能进行简述。作者将品性与官才相结合，总结出考察用人的四种风俗，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异”。“才性同”即以品性与官才一致，为上上境界；“才性同”即品性与官才综合考察，为中上境界；“才性离”即只考察官才，不考察品性，为中下境界；“才性异”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依旧因才取人，为下下境界。

而作者又论述说，这四种风俗现象，主要是受国家察举政策的影响。如果国家对德性礼性愈发推崇，士子们才会越发注重自己的修养，进而达到“才性合”，乃至“才性同”的境界，如果国家不注重道德忠孝，反而只根据士子的才能来选拔人才，那士人们就会曲义折节，专使媚上，反而从“才性离”直接滑坡为“才性异”。而如果选拔的官员毫无节操，连父母也不知孝敬，连子女也不知关爱，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国家做有益之事呢？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只会给社稷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后作者又引经据典，回顾了桓灵二帝时期经学衰落、名教之治破产的现象，指出当时贤才遍野而国家不能用，直到今日都还留有遗患。最后总结说，殷鉴不远，如果朝廷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不能及时调整学风、政风、士风，极有可能致使国家再出董卓、曹操这样的女干贼，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陈冲读罢全文，没有立刻说话，整个人闭目冥思少许，调整心绪之后，才缓缓问傅干道：“此文是何人

所写？在太学反响如何？”

傅干看陈冲脸色不对，也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轻声道：“此文是沛国刘靖刘文恭所写，他乃前渤海太守刘馥之子，现如今在太学担任博士，治《欧阳尚书。”至于《才性四本论在太学中的影响，傅干斟酌着说道：“此文是在三月前写成，如今在后辈中确有反响，几乎人人能诵。只是许多老人不喜，故而还未成主流。”

陈冲听罢，掌指轻拍桌案，又把这篇文章拿了起来。一时无言，手中纸张的分量极轻，他却仿佛持有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