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

宋战羊说：“老霍是乡里拉投资办贷款的台柱子，这你知道吧？”

“知道。”

宋战羊说：“那你就得好好考虑一下恁村儿老少爷们出工补贴的问题咧。不是我扯后腿，乡里修这个坝，有那么点儿好大喜功的意思，这个项目，县上虽说支持一部分，可剩下的部分，还得乡里去四处找钱。老霍这一病，乡财政塌咧半边，你给老少爷们承诺的出工补贴是足额，万一乡里没钱给村里，这事不就岔劈了？还是把补贴数额往下压一压，留点余地转圜的好。”

张之城说：“不是说李书记这些日子亲自上阵，四处找投资，拉贷款？”

宋战羊摇摇手说：“老弟，打个不恰当比方，骏马行千里，耕地不如牛。而且，老霍是突然发病，手上咧事儿都没时间跟李书记交接。财政所儿我也有老相识，那边儿传出话来，乡里有几笔款子已经到期，急等着钱补窟窿，原来霍乡长敲下来的贷款，偏偏又没动静了，李书记去对接，一时半会儿的，哪里摸得着门路？”

张之城明白这其中的利害：靠着仅有的税收提留和几个不成气候的作坊式产业，乡政府艰难维持。老霍病了，他的招商任务停了，可银行的账期不会停，没有钱填补前期贷款，那么乡政府这个客户就会进银行的“坏账名单”，而银行间的坏账名单是共享的，只要进了一个银行的坏账名单，那么其他银行都会知道，有这么一个坏账客户，在现在这个四面起火，到处缺钱的时期，清凉乡政府就别想从银行再往外贷一分钱！

“不但如此，”宋战羊有心忡忡，说，“我有个侄女儿就在银行工作，你知道不，银行行长的行政级别，不比乡镇党委书记低。这意味着啥呢？”

“啥？”

“有一点你要知道，老弟，”宋战羊得意洋洋地向面前这个“不赖”的年轻人卖弄自己的见识，“县里拨给乡里的项目款，是要通过银行划转的，乡政府如果还不上钱，银行不会跟乡政府客气，有可能直接冻结项目款——李书记是书记，人家银行的书记也是书记，要账的书记总比欠账的书记大吧，嘿！咱当然不愿看李书记咧笑话，但，老弟，我干这么多年支书，就一条教训，凡事儿得防着万一。所以，在出工这件事儿上，你也得防着点儿啊。”

张之城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李书记明明是为了整个乡的脱贫事业，咋搞得像是他自家的事儿一样？眼前这位宋支书，对自己固然掏心掏肺，但对乡里的事怎么如此淡漠？假如水坝修好，不就可以引一条运河过来，盘活本地经济？不就可以调节降水丰淡，改变农民看天吃饭的命运吗？不就可以不用费力扒拉地去开垦荒地，不就没有眼下遇到的这许多问题吗？

难道是自己太年轻？不，不是！张之城随即否认了自己这个想法。他承认，清凉乡二十个村的这些无论老辣还是粗莽的支书们，在与天地斗，与同僚斗，乃至与刁民斗的过程中，比起自己来，有着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极为强悍的斗争韧性，以及极为广博的斗争见识。但不能忽视一点，就是他们的眼界始终局限在某村某寨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对事情的认知和判断，取决于或者说迷信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而生活经验是感性的，事情的发展却是理性的，以感性去指导理性，有时候二者能够统一，有时候，却只能大差离鹄了。

张之城隐隐然似乎明白了，或许，这就是启用自己这个对村务没见识没根底没经验的“三无”大学生担任村支书的原因？张之城好像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这是一盘乡村治理的大棋，以往乡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乡村之间的诉求不一致，慢慢带来乡村格局的松散。“上头”大胆地以木塘村为试点，放自己这个“生荒子”进来，何尝不是带着除了造福木塘村之外的另一种更高的期许？

张之城仿佛慢慢穿越了迷雾。张之城想到了上次开会，李书记并不追究自己开会迟到，扰乱会场秩序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失礼”行为，或许不单单因为他不拘小节的性格，更因为他更了解“上面”的意图，但这种意图无法言传，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领悟吧。

此刻张之城心里有种醍醐灌顶的快感，那是一种揭开层层表象，探测到事物本质的愉悦，是一种超脱于世俗之上，俯瞰众生的使命感。既然理解到这一层，那么除了落实好本村的大小事，更要配合李书记，落实好党政国策。

这才是真正的对党忠诚，真正的向党靠拢。一瞬间，张之城仿佛回到八十年前的南湖游船，这种发自内心的心心相印，才是真正的同志关系啊。张之城如同跟知音大碗饮酒一般痛快——

天呐，神交古人，原来是此等境界！

大锅菜出锅了，宋战羊吸溜一口粉条，拣块黑长条放到嘴里，黏腮腻牙，吃得他拧眉涨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