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知识分子“瞎编”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后世东方某大国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后，终于量变积累成了质变，国家彻底走入了发展快车道，全国人们也全面消除了绝对贫穷，再次开始屹立在了世界之巅。

可是以区区数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年的现代工业化道路，这中间还是存在着一些疏漏之处的，也遗留下来一些小BUG。

于是乎，在改革开放的第16个年头，第20个年头，第30個年头，第40个年头，东大因为种种来自宏微层面的复杂原因，发生了几场波及面极广的剧烈波动。

虽然东大积极干预，凭借着华夏民族特有的韧性，在经历过最初的阵痛后，最终都渡过了这些关口，并且越发强大起来；但这个剧烈波动过程中留存下来的一些BUG和隐患，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东大毕竟是一个超级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飞猛发展，GDP总量腾飞之余，城市所能提供的新增工作岗位不足，尤其是优质工作岗位不足，导致民众社会上升通道逐渐变窄，越来越难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来改变命运的问题逐渐显现。

同时因为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的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民众手里的真实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不升反降，在人均可消费支出总量与人均GDP越来越不匹配的情况下，东大的基本盘，也就是国内经济内循环体系始终都以一个艰涩的状态维持着。

如果东大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靠着内外双循环带来的增量市场去覆盖，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是那么明显；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大家伙以为的那么和平，一旦外部态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变得令人头大了起来。

你要知道，东大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了，除非是以莫大决心鲸落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支柱产业中的一两个，否则单凭内循环体系运转的话，需求侧的消化能力根本无法承接供给侧的生产能力。

于是乎，在改革开放步入到第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东大的专家们反过身来，才惊觉这些年一直忽略了金字塔最低端，也就是农村基层的蓄水承接能力，正是因为这种类似于经济生态两极阻滞的结构，才导致东大后面的城市稀缺资产严重溢价，以及供需两侧增幅的不同步。

然后呢，在这些专家们反过头来看的过程中，这才惊讶地发现，如果抹除掉时间线上的差异的话，东大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遇到的许多问题，与他的邻居岛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于是乎，“放眼世界，以史为鉴”，变成了后来东大一个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

“OK，这个故事的序章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故事的正篇了……这个故事是分作三个独立的板块，按照各自的平行时间线来瞎编的，赵老、高哥，您二位不要觉得不耐烦就好。”

杨默没有多少喜意的笑了笑，恨不得这两位大佬现在就把耳朵堵上，然后挥挥手让自己滚蛋。

孰料赵老和高庆峰只是对视了一眼，神情中多了一丝好奇和凝重，却是齐刷刷地点了点头：“小杨，不急，你慢慢说，语速可以稍稍慢一点，讲得稍微详细点，我们好仔细品鉴品鉴这些故事。”

杨默未免有些太小看自己如今的份量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正处级央企干部，这一身份先天限制了他在区域管理上的权限，但这货在商业经济上的成就可谓是亮瞎人眼；

因此虽然他再三说明这个故事是那些脑洞大开的知识分子瞎编的，而且几十年间就走完西方两百年的工业现代化历程，一跃屹立在世界之巅的确是有些荒诞不经……撇开是真是假不谈，光这个故事能让杨默记住，并且转述出来，就足以证明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杨默见状，无奈地耸了耸肩，只能将这个“瞎编”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

故事中的某个时间段，随着就业困难的愈演愈烈，东大的许多年轻人开始讨论逃离繁华无比的一线城市，回到自己的家乡就业，仿佛那里就是人生最后一个安全的港湾似的。

事实上，这也恰恰是岛国90年代那批年轻人的选择，二者的命运，也何其的相似。

架构时空中不久的未来，也就是1992，始终被欧美金融资本狙击的岛国，虽然距离经济崩溃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但经济增长率却也下跌到了0.9%；原本持续了数十年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在长达三年的剧烈经济波动中被按下了停止键。

由于经济增长的戛然而止，岛国泡沫经济时期吸纳海量年轻人就业的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马上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

到了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职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岗位数量的1.46倍——即所有的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职者。

于是乎，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摆在岛国面前。

过去快速增长的经济能够承受海量年轻人道大都市工作，但此时岛国的经济增长不再持续，海量的年轻人却依然滞留在大都市圈——要知道，泡沫经济时期，仅东京每年就涌入了超过12万年轻人，这造就了东京世界第二大人口城市的美名之余，但如果这些年轻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的话，可能存在的后果也是极为可怕的。

于是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岛国官方启动了一系列的举措，用于分流城市人口；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莫过于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了，而这一系列动作，则被统称为“岛国乡村振兴计划”。

根据岛国农林社统计，整个岛国乡村振兴计划期间，总共有200万人回到乡村就业，东京也因此连续三年迎来了人口负增长，段时间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

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岛国的乡村振兴计划仅仅只维持了7年就匆匆宣告了结束，海量返城人口与城市失业潮同时叠加，直接引爆了岛国在千禧年的超级就业危机……因此2000~2003这三年时间，也被岛国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看似美好的年轻人返乡就业潮最后却又发了岛国的就业危机呢？

这不符合常理啊！

毕竟岛国可不是如今的华夏，就算经济陷入了停滞，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底子还在那放着呢。

况且那些从三大都市圈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接触的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要钱有钱，要见识有见识，要想法有想法，怎么会混不下去了呢？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却按照时间线，给出了一个还算合理的底层逻辑。

首先，岛国为什么会启动那一轮的乡村振兴计划？

最大的原因，就是希望能通过大基建来刺激经济！

过去的二十年，岛国核心都市圈已经基本完成了基础建设，因此这一轮的刺激，只能将乡村作为基建的蓄水池；这既能快速地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还能分流城市人口——那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能直接拉动的就业和经济并不算多，但如果加上政策性配套基建，可拉动的效果就大了。

（只不过任谁也没想到，后来岛国的经济迟迟没有恢复，海量人口持续返乡，岛国官方只能不断地维持基建规模，最终乡村无法承受过剩的人口，导致后来著名的“平成大合并”；大合并后，岛国乡村一半的基层岗位消失，无数年轻人被迫回到大城市，沦为了漂流一族）

其次，岛国是如何刺激年轻人返乡就业的？

故事中，大抵是在1992年，岛国官方推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乡村基建振兴法案，地球人都知道，早在罗斯福新政的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大基建对于劳动就业和经济的拉动作用。

所以根据后来的岛国大藏省统计，1992~1995年这三年期间，大约有25万亿日元流向了乡村基建市场。

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筑行业从业者成为了这一轮最大的受益者。

从故事里瞎编出来的数据上看，在90年代岛国六大都市房地产断崖式崩盘的情况下，建筑业从业者反而从泡沫前的510万人逆势增长到了1997年的700万人，成为泡沫彻底碎裂前的那段最后的岁月里，岛国从业人数增长最快的行业。

事实上，第一轮的乡村基建投资完成后，这一效果就开始凸显出来了——据岛国总务省的统计，在1992~1995年期间，每年有70万人从都市圈向非都市圈转移，建筑行业的从业者占比超过一半。

而当时间来到了1995年，岛国的GDP增长终于回到了2%以上，但此时核心都市圈的失业率依然超过3.5%，城市的就业压力依然巨大。

因此，岛国的决策层只能选择继续进行大基建计划，以分流城市过剩的年轻人。

当然，岛国官方其实也很清楚乡村大基建的危害，甚至在其1995年的经济白皮书里就已经明确指出过：过量的基建投资，并没有有效地用于民生建设，在岛国的整体基建水平已经非常完善的情况下，其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已经十分微弱；并且每个地区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到基建预算，大量无效的建造项目被提出以实施。

说白了，岛国的乡村大基建项目已经迅速演变成了各个地区党团和株式会社眼中的肥肉——甚至有岛国社会评论家如此形容他们的乡村振兴计划：“这就是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装了一遍”。

事实上，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份在里面，到了乡村大基建被叫停的时候，全岛国已经有55%的海岸线都被混凝土所覆盖。

但没法子，当时的岛国官方也陷入到了一种两难的抉择。

如果第一阶段完成后就马上停止基建，则通过基建创造的海量乡村岗位会迅速消失；那么岛国此时的核心都市圈是不可能承受那么多的人口转移的；

但如果继续采用大基建刺激，却还有可能延缓一段时间，以等到岛国经济的好转。

众所周知，岛国是一个赌性很大的国度，而且动不动就喜欢赌国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岛国的官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砸入天量资金到大基建计划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跟我国08年的情况很类似，但两者不同的是，08年我国的4万亿基建计划是为了化解那次外来冲击而提出来的，而岛国的25万亿日元基建计划是试图化解它们内生性冲击而提出来，说白了就是岛国房地产硬着陆而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效果也截然不同）。

1995年以后，到过第一轮大基建的浪潮基本消退，部分乡村开始出现少量人口回流都市；因此岛国只能立马开始第二轮刺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