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1章(1 / 2)最忆是杭州首页

在他乡漂泊许多年,诉不尽苦辣酸甜,脑海时常浮想一句话,“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自从2019年5月含泪离开杭州,一晃五年了。那梦里水乡,缠绵的往事,萦绕在心头。亲爱的朋友,我有故事,你可有好酒?来吧,来一杯,你值得拥有!

我不是杭州本地人,甚至都不是浙江人,但是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人,生命里最美好的年华,花开在杭州。在杭州亲身经历的风花雪月,更使忘不了这座舍不得、放不下但最终无奈离开的城市,多少回梦里哭着醒来,往事浮沉在脑海。

我的家乡在豫东平原的周口,小时候就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却没想过长大后会来到杭州。直到我十七岁那年,命运发生了转变。

在杭州娃哈哈打工的皮大姐,电话打到邻居家(皮家没电话),想让我到杭州去。皮大姐夫的哥哥在杭州创业,做广告牌,生意很好,想招个学徒,就让我去杭州到他的广告字牌店里帮忙,包吃住,月工资200元。而十七岁之前,原本学习成绩优异的我,已经在周口淮阳县城做了两年童工。

2003年的春天,元宵节刚过,我从XX市长垣建筑工地回到老家周口,因为风寒感冒咳嗽,就在“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先坐汽车到商丘,在商丘火车站,买票到杭州。一路平安,皮大姐和大姐夫,在杭州城站出站口接我,带我到他们在娃哈哈厂附近租住的民房里。

姐弟见面,格外亲切,忘记童年的苦难,大姐炖鸡煮鱼、包饺子,倍显温馨。吃过饭,皮大姐和姐夫带着我到于老板在杭州秋涛北路的凌志字牌店,那是一间不足1 0平米的小门店。

我跟着王师傅(于老板的高中同学)做广告学徒,踩着三轮车,拉着电焊机,风里来雨里去,走遍杭州大街小巷。直到“非典”疫情爆发,我的咳嗽还没好,后来非典逐渐平息,我也慢慢好了。

我在杭州凌志字牌店做到第八个月,天气已转凉。一天上午,我和王师傅在字牌店门口焊接广告牌铁架子,遇到城管执法开着卡车来,把电焊机强行拉走。老板娘满腔怒火的狠狠的责骂我,怪我没有奋力去跟城管执法队争夺。那年17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寄人篱下,风吹雨打,马不停蹄连续30多小时的工作,累的再也不长个,身高永远停在一米六。

2 0 0 3年1 1月1 1号的下沙之行,是我的前半生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在这一天,时来运转,我才开始了一段梦幻般的美好生活。凌志字牌那间店面的房东付先生,是湖南湘潭人,在杭州定居多年,他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开着三间门店,经营音像零售出租、柯达彩扩、打字复印。

2003年11月初,付先生到字牌店做一个广告灯箱,于老板听说房东付先生的音像店正在招店员,就顺水推舟的把我推荐给了付先生。

音像店在杭州下沙高教园区,浙江工程学院生活区的学源街上,顾客基本都是那里的大学生们,所以他们上课时间,店里就很冷清,每到下课或放学后,店里就很忙碌,来买CD、磁带、租碟的大学生络绎不绝,一个营业员根本忙不过来,店里的商品经常被偷。

我到音像店上班,月工资400元,包吃住。店里员工只有我是男孩,另三个同事都是女生,听到她们叫老板“付哥”,我也跟着叫“付哥”。音像店在前门,只有一个女营业员,付哥让我叫她“范姐”。彩扩店在后门,有两个女孩,安徽宣城的曹夏兰和浙江丽水的吴丽丹,她俩负责扩印照片和打字复印。音像店还有个新开的分店在计量学院,和老店相距500米。吃饭时间到了,范姐让吴丽丹带我到“百花园”食堂和大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晚上下了班,付哥开车带着我和吴丽丹,到高沙小区去找张鹏,这位大三男生是付哥的湖南老乡,在学校附近租房住,没住大学生宿舍。到了小区楼下,付哥给张鹏打电话,一会儿,一个带着眼镜的斯文男生跑下楼来接大家一起上楼进了他的房间,磕着瓜子聊了一会儿天。付哥拍着我的肩膀看着张鹏说:“张鹏,这是在我店里帮忙的小皮,今晚就先让他住你这儿吧,明天我就去给他找房子租。”张鹏说,没问题。

张鹏送付哥和吴丽丹下楼时,我也跟着下楼。付哥说,你别下楼了,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吧。我躺在张鹏那舒适的双人大床上,还没睡着就在想,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会不会明天睡醒又发现自己睡在秋涛北路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字牌店。那晚,张鹏没回来,我一觉睡到天亮,起床打开窗,照进了阳光,房间里的东西和睡前看到的一样,我才相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付哥给我安排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要把店里货架上所有明星的音像制品都记住,这样才能迅速帮顾客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礼拜后,付哥随便说一个明星的CD或者故事片,我就得马上找出摆放的位置。而我连刘若英、梁静茹、周杰伦......这些当时已经很红的明星,我都还没听说过,每当有顾客问我某位歌手的CD或磁带在哪,我都不知所措。

好记性不如賴笔头,我站在货架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部按顺序记录,然后又以歌手的姓氏拼音首字母为目录索引,密密麻麻记在本子上,每当有顾客询问,我就翻开本子查找。下班回去路过报刊亭,又买了几本和影视、流行音乐相关的杂志……经过勤奋努力,我对货架上的商品从陌生到熟悉,终于可以不翻看那个本子,也能迅速找出相应的位置了。

当时音像店的生意非常火爆,付哥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高兴就请大家吃火锅。付哥在高沙小区给我租了房子,住在干净整洁的卧室,是我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愿望!付哥又给我找了一辆老式自行车,“永久”牌的。那晚1 0点下班在路上,我哼着“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有天晚上快下班时,彩扩店的兰姐悄悄问我:“下班后一起去吃火锅好吗?”

我说:“好啊,同事们都去吗?”

兰姐说:“傻瓜,叫那么多人干嘛?就我们三个。”

我疑惑不解的问:“就我们三个?”

“嗯,是的,你,我,还有吴丽丹。”

“啊?为什么不叫大家一起去呢?人多不是更热闹吗?”

“就我们三个,你去不去?”

晚上1 0点打烊,范姐锁了门,独自骑车回宿舍了。兰姐和吴丽丹在彩扩店等我,一起到高沙小区附近的一家火锅店吃酸菜鱼。

兰姐和吴丽丹在我对面坐下,点了菜,她俩要了一大瓶雪碧,我要了一瓶雪花啤酒。兰姐忽然用调侃加试探的语气问我:“小皮,我问你件事啊,你喜欢范姐吗?”

那年,我才十七岁啊,而范姐已经二十多岁,腼腆的我不知怎么回答。

兰姐说,你要是喜欢她呢,我可以帮你撮合啊,她还没有男朋友哦。

我依然憨笑着不知该说什么,吴丽丹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兰姐见我不开窍,也没再说话。本来应该浪漫的气氛,忽然变得很尴尬。酸菜鱼上来了,各自拿起筷子吃着,都找不到话题了。直到火锅吃完,兰姐说“我们回去吧”,我抢着买单。

兰姐说,不行,我们还是AA吧。

我一脸懵懂的问“什么是AA啊?”吴丽丹捂着嘴笑,我也不知道她在笑啥。

兰姐说:“AA制就是各人付各人的”。

我说:“可我们是一起吃的啊,怎么能AA制呢?”

兰姐说:“那就平摊”。

我说:“不行,今天就让我请客吧。”我坚持付钱买单。

走出火锅店,兰姐说:“你回去早点儿休息吧,我们也回去了”。

我说:“你俩住在一起啊。”

兰姐说:“是的,走吧,拜拜,明天见。”

第二天早上起着大雾,已经1 0点,雾还没散。我骑车到了店里,吴丽丹还没来,她迟到了。兰姐让我到她们住的地方去看看(那时我和吴丽丹都还没手机),我骑车到半路才想起,忘了问兰姐,她们住在哪,我只知道她们和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却不知道具体位置。迷雾散尽,吴丽丹骑着一辆蓝色迷你折叠车,经过我身边却没说话。我骑车跟在后边,又回到店里。我正在忙着打扫卫生,兰姐把我叫到隔壁彩扩店,从包里拿出一些钱对我说道:“小皮,昨晚一起吃火锅的钱,不能让你一个人付,我和吴丽丹意见一致,这是你多出的钱,你拿去吧。”

我客气了几下,就接了钱,然后到旁边的商店买了瓜子和水果回来,和她们一起分享。兰姐和吴丽丹异口同声的说:“你拿去给范姐吃吧”。

音像店吧台橱柜顶上,有个黑色盒子在那儿放了很久。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问范姐那是什么,她不告诉我。付哥来了我又问他,付哥取下来拿给我,打开一看,是台复读机,可以播放磁带,还能听广播,我在中学和童工时代就非常痴迷录音机和收音机,也买过好几个,可都经不住用就坏了。于是我恳切地问付哥:“这个可以给我拿去听吗?”

付哥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但你要好好爱惜啊。”

我开心的说:“嗯,太好了,谢谢付哥。”

音像店不忙时,付哥常常坐在店门口的木制连椅上,和隔壁蛋糕店的老板下象棋。有时候,付哥让我帮他洗一下车子,我就在门口的水池接满一盆水,拿着毛巾和洗洁精,很勤快的把付哥的蓝色桑塔纳洗得干干净净。

时光荏苒,转眼间,寒假来临。店里顾客越来越少,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过年,好多店铺都关门了。范姐走了,兰姐走了,吴丽丹也走了,就剩我独自在音像店里守着。腊月二十七,高沙小区的房租到期,付哥让我搬到音像店的阁楼上住。女大学生冯婵(音像店旁边的服装店老板胡军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弄来两只刚满月的小狗,它们卧在垫着棉絮的纸箱里,很可爱。冯婵回家过年,让我帮忙照看小狗。她临走前到超市买了牛奶和香肠,放在音像店吧台,对我说:“叮叮和当当就交给你了,一定要帮我看好哦”。我说“好的,没问题”。还有个女孩叫香君,她回家之前,拿着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找到我,也让我帮忙照看。

没有了以往的忙碌,我坐在音像店吧台,随手拿一张故事片,放在DVD里播放,以此打发无聊的时间。为增加营业额,我自掏钱包买了几版磁带,按价照付,登记在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从没对别人说,因为我是发自真心的感谢付哥的知遇之恩。付哥好几天没来了,只是每天打个电话到吧台问问,对我说:“小皮,晚上早点关门,你一个人在那儿,要注意安全。”

年三十那天,付哥开车来接我到他家吃年夜饭。在付哥家,我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老板娘“付嫂”,还有付哥的岳父岳母以及付哥的宝贝儿子康康,三岁光景的小康康不愿走近我这个陌生人,付哥就让让我带康康到外边放烟花,每放出一个烟花,康康就高兴地拍着小手哈哈笑。付哥在厨房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开饭时取出来一瓶红酒。

康康不小心把他自己的小碗打碎了,没人责怪他,他却伤心的哇哇大哭,付嫂温柔的哄着他:“好了,宝贝儿不哭,妈妈再给你买新的。”

除夕夜,付哥不停的打电话、接电话,和远在大江南北的亲朋好友们互相拜年问好。吃过年夜饭,我和付哥的家人坐在客厅沙发,一起看春晚。

寒假里,整个下沙高教园区就像一座空城,音像店门可罗雀,马路上也几乎看不到行人。傍晚的校园,也一改往日的喧哗,变得很寂静,大学生宿舍楼上只有几间房还亮着灯。音像店门口吧台有公用电话,偶尔冷不丁的有人走进来打电话。“百花园”食堂封闭了,我把店门锁好,在校园里经过一座小木桥,到“桂花园”食堂吃饭。

晚饭后,我回到店里看一会儿电影,就关门打烊了。外面的寒风把卷闸门吹得“呼啦呼啦”不停的响,两只小狗睡得很安详。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是附近建筑工地的那俩民工,他们过年也没回家,白天在音像店的吧台打过长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