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长大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写结束他十一年一个人生活的那个人，我为什么不能写描述性的文字。我为什么要带着所谓的“目的”来写这个人？我写的是这个“人”就行，我写他的执着、他的隐忍、他的善良、他的一切……

——李光凯

多少个夜晚，从零点到两点，身处城市各个角落的人循着我的声音，通过电波或者网络彼此陪伴。或许是因为在夜色的掩映下，人们卸下一天的疲惫，心事也消减了几分，所以那些低语倾诉才可以穿过城市的高楼大厦，越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到达看不见的心灵深处。

——小马哥

最近晚上，我在看尼格买提的书，我没有从第一页规规矩矩地看起，而是翻到哪里就从哪里看起（其实，我是好奇，想先了解他在台里的工作）。趴着看，不舒服就躺着看，饿了就嚼着麦片坐着看。看着看着就到了凌晨两点，想到第二天一早还要开晨会，赶紧熄灯睡觉。

灯熄了，我却睡不着。在文字中，我能感受到小尼哥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那个不争不抢自称是幸运之神眷顾的他，一步步从没有存在感到站上春晚的舞台。他写到了王小丫、董卿、朱迅，都是我心中敬仰的前辈们。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偏差的话，他是从没想过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他说的是对的，但他的内心早有“预谋”。春晚，是殿堂级别的晚会，是无数主持人梦想的舞台，包括他。

我想到自己第一次播新闻、第一次出镜、第一次主持地方台春晚、第一次在万人观众前热场……我，为什么喜欢播音主持呢？

年少的我不知道播音主持是艺考生，以为文学院就可以学习，其实不然。我大学读了一所石油大学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二开始在学校主持各种活动，其间获得了“校园十佳明星”的称号，并赴香港大学学习。大四毕业，我放弃保研和高薪外企工作，去到一个县级电视台成为一名新闻主播，一年后成为市台的一名主播，为了追求梦想，毅然辞职来到北京发展，一直到现在。

播音主持的就业应该很少是对口的。就拿我们栏目来说，我知道的学播音主持的有四个人，三个在做编导，一个在做制片。如果他们自己不说自己是学播音主持的，没人能察觉出。反而我这个非科班出身的人握话筒的机会比他们多。

我不清楚其他人为什么学播音主持。

可能是为了升学、喜欢舞台、喜欢播音、喜欢话筒……

但我认识一个人，他拼尽了所有的努力，为了心中的那团火。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里面是他苦寒的出身和并不幸运的经历。

走进他的故事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父亲的早亡，无疑是一场持久的灾难。

尤其是对于母亲身体孱弱，有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的家庭来说。

父亲去世后，大姐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月七十二元钱的工资悉数交给母亲。

二姐为了早点儿给家里减轻负担，读了家附近的一所技校。

哥哥也在大姐工作的第二年外出打工，勉强应付自己的开销。

十六岁那年的冬天，WLMQ异常寒冷，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去世前，他的母亲把和父亲结婚时戴的手表，也是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取下来戴在大姐的手上：“花花，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好好照顾弟弟妹妹，老二、老三、老四，你们都别哭了，你们以后都要听大姐的话……”

真正的苦难到来时，你无处可逃。家庭的变故，已让他无法再安心读书。初三上学期的化学考试，全班只有三个学生没有及格，他就是其中一个。他已经无法心安理得地接受来自姐姐哥哥的付出，也不想拖累他们自己的小家庭。

“我已经十六岁了，我要像他们一样，早早地养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终于在大雪纷飞的一天，他走进校长办公室，申请了退学。

高大的井架，无人的旷野，肆虐的寒风，在这种环境中他成为一名修车工。

在那艰苦的地方，只有一个手掌大小的收音机陪着他。

十年或许只是一个数字，但对他来说是梦想到达沸点的一个过程。

远离那些打牌喝酒的同事，躲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疯狂地收听来自电波那头的声音。看着格外澄净的星空，畅想着自己别样的人生，他自言自语地模仿着电波里的声音。

年少的他狂热地爱上了播音，有人说他是疯子，有人说他痴心妄想。

那本播音指导书的书角已被翻得卷起，书里的知识总是那么激荡人心。

老章是他的师傅，是厂子里第一个心疼他的人，也是肯听他诉说的人。

听他说一说内心的渴望，叨一叨无根的烦恼，聊一聊那些做白日梦的日子。

老章总鼓励他多读书：“这世上没有白读的书，以后总有机会用到。但是光读书没有用，还得说出来。”他对未来的神往，老章也是没有半分质疑，完全相信他：“你肯定能走出戈壁滩，见识外面的精彩世界。”

因为老章，他不再自卑，专心每天毫无套路地练声。

老章每每淘到好书，都会问他要不要看。

一老一少，都没有磨灭对生活的热情，都对未来充满希冀。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老章想凭一己之力在国企平步青云谈何容易。和老章同一批拿到大专学历的人都陆续提干了，只有老章原地不动。厂里的人上上下下对他都赞赏有加，但每年的晋升名单上都没有老章的名字。有人提醒老章想升职，应该给某某领导送礼。

“没有关系，我行得端，坐得正，不走那些歪门邪道，也能有好的出路！”

现实却一次次给了老章响亮的耳光。三十多岁的老章，驼了背，白了头发。

再后来，老章家里有了变故，父母生病，妻子和他离婚，带走了孩子。

再后来，那个谈笑风生的老章不复存在了，现实磨灭了他的热情。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被撕扯着度过。

当小小的修理厂再也容不下他心中的梦想时，他决定去BJ。

“去BJ，你能干什么呢？没有关系，在哪工作都是一样的！”老章说。

当时的他，没有底气回答出这个问题。远处什么都是未知。但是，那个播音梦始终潜藏在他的心底，此时给他迈出这步的勇气。他要改变命运，摆脱“修车工”的标签，哪怕失败，一切从头再来。当然，在BJ这座城，谁又不是一路颠沛流离地流浪着。

十年修理工“北漂”追梦

虽然当时家里不宽裕，但哥哥姐姐都没有阻拦他。

他拿着企业转制给的三万六千元钱，踏上了开往BJ的绿皮火车。

临行告别工友们时，他试着从人群中寻找老章的身影，却无处可寻。

就在火车要开的时候，他的二姐急匆匆赶来，透过车窗，塞给他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和两千元钱，并叮嘱他：“如果不行，就回来。”

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有幸成为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专业大专班的一名学生，成为中华女子学院历史上第一批男生中的一员。

虽然只是大专，也经常被人略带嘲讽地问：“你一个男的，怎么读女子学院？”但在他内心，能有书读，就已经万分满足了。

专业课考试通过之后，要准备成人高考。

摘掉学生的标签已经十几年了，如今他重新回到校园，拿起高中的书备考。

为了专心备考，他暑假临时在学校的宿舍租了一个床位，宿舍的舍友对他的行为表示费解，他这个年纪即使通过成人高考，等大专读完也近三十岁了，哪个电台会要他。他也想过，但为了大学梦，他必须脚踏实地。功不唐捐，玉汝于成。

BJ的冬天，凌晨四点多，他就从被窝里爬起来，蹑手蹑脚离开宿舍来到冰冷的路灯下，拿出《许国璋英语》，一遍遍地读着最基本的单词和句子。冷了，就蜷缩着看或跑两圈暖和暖和再看。

宿舍的人际关系也让他头疼。舍友都是富家子弟，比他年纪小很多，喜欢通宵玩闹、喝酒，面对突然来的一个陌生人很不待见。后来，某个晚上，他受不了他们的吵闹，自己在操场待了整整一夜。那一夜，他想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再后来，他渐渐习惯了宿舍生活，与舍友之间的感情也随之变好，彼此有了包容和接纳。

半年后，他顺利通过了成人高考，正式成为中华女子学院的一名学生。

然而，学校只有女生宿舍，原本就不大的校舍根本无法腾出一间给他这个男生住。几经周折，他在学校附近即将拆迁的小区租了一个地下室，狭长的走廊尽头就是他的房间，一个月房租两百元。阴暗潮湿，有霉味，没有窗户，洗过的衣服晾晒几天都是湿答答黏糊糊的。为了避免生病，每晚他以一个固定姿势入睡——把双手垫在身体最脆弱的腰部。

存款有限，他尽量将自己的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

学校食堂每天下午都会把中午卖剩的菜烩在一起，一份四毛钱。然而，这种最便宜的菜总是卖得最快，开餐不到半小时就没有了。所以，他总会在开餐前半小时，把复习功课的地点挪到食堂。这样既可以继续复习，又可以吃到最经济实惠的饭菜。舍友问他为什么那么早去吃饭，他幽默地回答：自己还在长身体。

那一年，他还在用BP机。为了方便他联系到更多配音和解说的工作维持生计，哥哥把淘汰下来的一部旧手机寄给他用。这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

不过，这都是一些小插曲。生活，逐渐向他展示了残酷的一面。

笨鸟先飞早入林

有一个冬夜，央视的一档节目喊他去试音。

要求晚上八点前到，他七点半就到了约好的录音机房。

没想到，那天录音很不顺利，机房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轮到他。

五分钟的片子，他反反复复录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完成。一摸自己的口袋，只有十元钱。从皂君庙到传媒大学的公交车，末班车是深夜十二点。他想最好十二点前告诉他录音结果。如果通过了，他就向节目组的老师恳请预支一百元钱度过接下来一周的生活。即使没通过，能让他赶上回去的末班车也行。

时间就这么一点点在焦急的等待中过去，凌晨一点半，他收到了没有通过的消息。口袋里的十元钱根本无法让他打车回学校。一筹莫展的他，最后在节目组老师勉强答应下，蜷缩在录音机房的沙发上挨到了天明，失落和自我怀疑让他无法入睡。这次试音成为他记忆中的一个痛点。

试音没通过，又要快交学费了，他不好意思再向哥哥姐姐们张口借钱，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师请他去家里吃饭，他满脸惆怅，吃饭也无精打采，老师突然说：“小马，你平时学习很努力，生活上又简朴，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像你这么珍惜学习机会的学生，我一定会帮你完成学业，学费你不用再操心了，我已经向学校申请减免你的学费，你只管好好学习吧。”

听到这番话，他感动不已，感觉世界瞬间亮了起来。

这位老师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中国播音界的前辈葛兰老师。

也是她破格录取了小马哥，是小马哥人生中的伯乐和恩师。

那两年，对声音的热爱支撑了他的全部。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用在练声、追求吐字发音上和阅读书籍上。在葛兰老师的帮助下，他从一个莽撞的门外汉，逐渐走上了播音专业的正轨，文化课成绩也从大学时的最后一名成为全班第一名。毕业那年，还获得了“中华女子学院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三十岁那年，经历了竞争激烈的笔试、面试后，他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主持人。他终于搬离地下室，在南礼士路附近找了一个一居室的房子。房间还没布置好，工作就铺天盖地地袭来。

2003年8月13日，正值盛夏。

他从真武庙二条的电台大楼里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点点挪回了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