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平十六年八月，刘备率大军攻打零陵、武陵、桂阳、长沙等荆南四郡。与此同时，吕布听从郭嘉的建议，派遣黄忠和诸葛亮率军三万进驻江陵西边的夷陵，派遣赵云和法正率军三万进驻江陵北边的当阳，自己则率领大军在襄阳居中策应，准备利用地形优势对江陵形成围攻之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吕布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吕布的军队大多来自北方，而且在拿下襄阳后，他们一直在不停地备战，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此外，士兵们对南方的气候和环境并不适应，导致他们身体抵抗力下降。正如庞统和周瑜所预料的那样，吕布的军中开始爆发瘟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吕布陷入了困境。他原本计划利用地形优势对江陵形成围攻之势，但现在却不得不面对瘟疫带来的威胁。如果不及时控制疫情，不仅会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士兵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吕布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

瘟疫，又被称为大流行病，通常指的是那种具有强烈传染性并且可能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流行疾病，它可以在广阔的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传播给人类和其他生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大流行病的出现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须有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在人群中出现；其次，这种病原因能够感染人类，并引发严重的病情；最后，该病原易于传播，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容易传播。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关于瘟疫的记录早已存在。例如，《周礼·天官·冢宰》中提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而《吕氏春秋·季春纪》则记载道：“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表明当时人们对瘟疫的认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们意识到瘟疫在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季节气候的异常，即所谓的“非时之气”所导致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对瘟疫也有记载。正如《素问·刺法论》所指出的那样：“五种疫病到来的时候，都容易相互传染，无论年龄大小，病症都相似。如果人体正气充实于内，邪气就无法侵犯。同时要避开有毒之气。”而《素问·本能病》篇则进一步说明：“厥阴司天不能退位，就会产生大风过早地刮起，时而下雨却又不下，湿润之气不能正常布散，人们因此患上温疫病，四肢关节疼痛、头目疼痛，体内郁积发热烦躁不安，咽喉发干口渴不止。”这表明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以及发病与气候相关等特点，并且强调只要人体内正气充足，就能够抵御外界的毒气。

在东汉时期，张仲景在他的着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提到：“我的家族人口众多，以前有两百多人。自从公元196年以来，不到十年时间，死去的人就占了三分之二，其中因患伤寒而死的占十分之七。感慨过去的沉沦丧失，悲伤那些夭折的生命无法救治，于是勤奋地寻求古代的教诲，广泛地采集众人的方法。”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等。这些疫病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见当时瘟疫流行之猖獗，令人不寒而栗。

当瘟疫在吕军开始爆发之后，吕布第一时间收到了汇报。他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前往军营查看情况。在那里，他看到许多士兵面容憔悴，身体虚弱，有的甚至已经死亡。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经历过的非典疫情，以及后来参与的新冠防疫工作。他深知瘟疫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也明白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控制疫情的蔓延。

经过吕布的实地观察，他发现士兵们普遍出现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有些士兵甚至出现了脱水和休克的现象。根据这些症状，他初步判断军中流行的瘟疫是他在防疫培训课上所学的“霍乱”。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通过水源和食物传播。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严重的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甚至危及生命。

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病发高峰期在夏季，能在数小时内造成腹泻脱水甚至死亡。

霍乱弧菌通常存在于水中，而最常见的感染原因就是食用了被患者粪便所污染的水源。这种病菌能够产生一种名为霍乱毒素的物质，导致肠道大量分泌水分和电解质，从而引发严重的腹泻症状。即便停止进食，腹泻仍会持续不止，这也是霍乱的一个显着特征。此外，霍乱患者还可能出现呕吐、脱水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古代时期，由于医疗科学水平有限，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并不完善。但对于穿越而来的吕布而言，他拥有现代医学知识和经验，因此对抗瘟疫并非难事。针对霍乱的传播特性，吕布迅速向全军发布了几条重要的法令：

第一，所有士兵必须饮用烧开的水，以杀死水中的霍乱弧菌；第二，全军将士需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避免接触不洁之物；第三，禁止随地大小便，并建立专门的厕所，定期清理粪便；第四，加强营地的清洁工作，保持环境整洁；第五，一旦发现有士兵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立即隔离并上报军医，以便及时诊断和治疗。这些措施旨在切断霍乱的传播途径，保护士兵们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