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主席也说：“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四四年，高家遭到日寇的屠村，像长庚公，高瑞祥他们都在当时离开了村子，这样才幸免于难。”

他们进了祠堂。

长庚公说：“公安同志，这座祠堂原先有三进，现在只两进，最里面那进全部坍塌，只剩下砖头、瓦砾了。”

出事地点就在第二进。

公安员来到高瑞祥干活的地方，发现所做的铁箍都没见了，遂问余主席。余主席也莫名其妙。

后来有人说，是工地上派人拿走了，时间是今天吃过早饭。

公安员对余主席说，这案子没法破了，现场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啊！”余主席吃惊地“啊！”了一声，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公安员又问了族长公，高瑞祥平时为人怎么样？他有仇人么？

族长公说：“瑞祥这孩子好哇！他虽然是个孤儿，可对全村人都很尊重，有大有小，全村人都喜欢他呐！他哪来的仇人哟！”

余主席也在一旁证实，他说：“要说他这个人，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是在东家一口，西家一勺中混大的。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受了教育。他应该没有仇人。”

长庚公说：“要说大家对他有看法，就是这次他娶杨琼花。这个混小子，丢我们高家人的脸呐！”

公安员一听，马上重视起来。他问余主席，这是怎么回事？

余主席赶紧摆手说：“公安同志，不搭界，不搭界呀！”

接着他就把高瑞祥与杨琼花的事一说。公安员也笑了。

当事人也没见有什么人，现场又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甚至连杨琼花看到的那截檩条也不翼而飞。这案子成了一桩无头案。

公安员背地里对余主席说：“这案子有两种可能。”

余主席问：“哪两种？”

公安员说：“一种是人为造成的，作案人利用当事人完全沉浸在工作中动的手。作案工具就是那截檩条。”

余主席点了点头。那节檩条不翼而飞，明显是作案人拿走了。作案人想到那根檩条可能会暴露自己，过后才瞅机会拿走的。

“那第二种可能呢？”余主席问。

“第二种可能吗？”公安员沉吟有顷，然后才说，“这是一个意外。”

公安员指着头上破烂不堪的屋顶，对余主席说：“很有可能那根檩条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恰好就掉在当事人的头上。”

“啊！”余主席又一次吃惊不小。

“不会有这么巧吧？”余主席说。

公安员对余主席的质询也不置可否。

“算了，余同志。案件无法下手，硬查恐怕会出现错案，也会闹得人心惶惶。好在高同志并无大碍。他是在工作时出事的，你们社里酌情解决些实际问题吧！”

应该说这个公安员对工作认真负责，也有很好的破案经验。

他认为如果要硬查下去，那就要在全村中逐个筛选，对那个时间段有可能进出祠堂的人进行甄选。工作量浩繁不说，还可能劳而无功，因为在那个时间段，外面几乎是很少有人的。

也不排除有意外，有偶然，比如通常说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对于公安员的提议，最终余主席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