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我偷偷在母亲批发的文具里找红色的笔，模仿着老师的笔迹，对练习册上的题目打钩或者打叉，打叉的地方要照着刘小天的作业改正在旁边，页尾地方要印在刘小天作业上，照着老师的笔迹小心翼翼的画上乙等。我暗自开心，沉浸在老师发现我帮他了批改作业而夸我的想象中。第二天上学交完作业，我就开始期待那一刻，然而等待我的不是夸奖，是老师的暴怒。

上课时他把我叫上讲台，阴沉着脸问我：“你为什么要自己批改作业？”

我说：“我以为是你忘了批改我的作业。”

老师说：“就你写的作业还想让我给你批，怎么批都是错，领导检查我都得把你的作业丢出去，”他一边说话一边站起身，

接着说：“走，带你去找校长，看校长把你往哪放呢，我们班不要你。”

他让其他同学读书，把我推到教室外面，让我跟着他走。刚开始我哭着慢慢跟他走，等不及的他转过来一把拉着我的衣领拖着我走，我吓得哭的更大声了，

我哭着喊：“我错了，老师，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了，我不去。”那日吹起的黄色的风沙，淹没了我的哭声，眼泪混着沙土堆积在嘴角，我哪里能顾得上呢。走了几步，感到吃力的老师放开了我的衣领，被弄歪的头巾挡住了我的脸和眼睛，我大声哭着，气急的老师想一把扯掉我头巾，可头巾紧紧的绑在我的脖子上，突如其来的拉扯勒的我大声咳嗽，这时老师不耐烦的对我说：“要是还有人告你的状，再有下次还犯错，我就把你带到校长室去。”说罢他就走了，黄色的风沙很快掩盖了他的身影。我想，粉红色的头巾在风沙里一定凄惨极了。

其实，母亲是个很会勤俭持家的女人，坚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真理，能不花钱就不花钱。那个被晒褪色的红色头巾还在坚守岗位，父亲的那双布鞋全都是洗不下来的水泥，脚尖已经磨破了一层布，父亲还每天穿着去干活挣钱。除了过年和儿童节从不主动给我买零食，由于我经常没有文具用，母亲便托县城里的小姨批发了很多铅笔、橡皮和本子等，母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业，只让我吃得饱穿的暖，在看到我玩或者看电视时就喊我写作业，上二年级的我稳拿班级倒数第二。我们班倒数第一是个叫王来顺的男生，被别人喊傻子，他个子很高，黑黑的皮肤，脖子里总是有厚厚的垢伽，因为成绩很差已经被留两级了，他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也被安排在最后一排，与我隔了一条走道的邻桌，或许在被人眼里我们两个都是傻子。他在班级里的存在感也很低，但至少他不被欺负，我每天都会偷偷观察他，会思考他和我一样笨为什么他不会被欺负，不会被抢文具，不会被老师罚站，不用买零食就会有同学和他玩。我尝试和他有交流，尝试和他借，他没有拒绝我，很乐意的给我借。这么看来他确实很傻，我们班的男生是不会有人理我的，可这个“傻子”让我感到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