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在醉归楼上演……

燕京紫禁城，云台门召对：孙传庭献策退敌，崇祯帝筹谋长远

在燕京紫禁城的深处，建极殿与乾清宫之间，有一道名为云台门的门户，这便是大明朝着名的“平台”。自古以来，大明的皇帝便习惯于在此地召见大臣，询问治国之策。昔日，崇祯帝曾两次在此召见袁崇焕，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袁崇焕许下了“五年可平辽”的壮志豪言。

那时的崇祯帝，初登大宝，年仅十八，满腔热血，对袁崇焕的豪言壮志深感振奋。他当即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并赐予兵部尚书之衔，更赐尚方宝剑，使其对治下官员拥有先斩后奏、生杀予夺的大权。

然而，世事难料，袁崇焕这位饱读诗书的儒生，终究未能实现其五年平辽的誓言。他擅自诛杀了东江镇总兵毛文龙，为建奴消除了后顾之忧。次年，建奴大军破关而入，袁崇焕因缺乏军事指挥能力，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导致建奴大军直逼京畿，给年轻的崇祯帝和京师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最终，袁崇焕也因此惹来了杀身之祸。

但公正地说，袁崇焕深受儒家理学熏陶，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他不可能背叛大明，投敌叛国。同时，他也不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假如他真想割据一方，崇祯帝要想杀他绝非易事。他也不会在狱中劝祖大寿回救京师。袁崇焕是个有胆有识的忠臣，但他的悲哀在于他只有背负百斤的能力，却硬要挑上千斤重担，最终被压垮。他被某些“史学家”鼓吹为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民族英雄，其实只是因为他下场凄惨，值得同情罢了。

如今，崇祯帝再次在平台召见大臣，而这次的对象是孙传庭。

崇祯帝望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孙传庭，心中五味杂陈。他既希望孙传庭能够力挽狂澜，击退燕京城外的建奴大军；又担心如果孙传庭真的击退了建奴，那么自己当初支持杨嗣昌却将孙传庭打入大狱的决定就会显得错误无比。

崇祯帝开口问道：“孙爱卿，如今三十万建奴大军云集燕京城下，局势危如累卵。你是否有良策能够击退建奴？”

孙传庭自信满满地回答道：“万岁，建奴虽号称三十万大军，但臣以为他们最多不过十万之众。如果建奴像前两次那样只想在中原掳掠一番，臣或许难以奈何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自量力，想要强攻燕京，臣却有十足把握让他们铩羽而归！”

兵部左侍郎倪元潞好奇地问道：“孙大人何以断定建奴最多不过十万？”

孙传庭解释道：“建奴不过是辽东的一个野人部落，人口不过二十余万。再加上连年征战，族中壮丁最多也就五六万人。再加上所谓的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最多也就十五六万人。大同一役，沈总兵斩首四万余级。由此可以断定，燕京城外的建奴最多也就十万左右。”

群臣听得连连点头，觉得孙传庭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十分信服。

崇祯帝接着问道：“就算建奴只有十万大军，那也不容小觑。爱卿还未说出具体的退敌之策呢。”

孙传庭回答道：“臣的退敌之策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京师各府、各县的百姓、牲畜和粮食全部撤入城内，深沟高垒，不与建奴交战。等到天气转暖，建奴的粮草耗尽，他们就会自行退去。”

陈新甲担忧地问道：“如果建奴强行攻城怎么办？”

孙传庭回答道：“建奴如果强行攻城，那就是自寻死路。燕京城头有两百门红夷大炮，可不是吃素的。”

周延儒又问道：“如果建奴效仿大同之役，掘地炸城又该怎么办？”

孙传庭胸有成竹地说道：“建奴能炸开大同城墙，是因为大同守军事先缺乏防备。而燕京保卫战我们能提前做好准备，又岂能让建奴得逞？退一步讲，就算建奴真的炸开了城墙又能如何？只要有红夷大炮守着，建奴还是进不了城！”

经过孙传庭的一番分析，崇祯帝和一班大臣终于放下心来。

然而，崇祯帝的心思很快就转到了建奴退兵之后的长期国策上来。他接着问道：“孙爱卿，建奴退兵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孙传庭整理了一下思绪，肃然说道：“万岁，臣以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万历新政。只有恢复了万历新政，国库才会充盈。只有国库充盈了，才有足够的钱粮编练新军，才有可能平定辽事、剿灭流贼。”

所谓万历新政，就是指万历年间由内阁首辅张居正领导的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包括改革吏治、推行考成法、清丈土地、清理王公贵戚和士林豪强隐瞒的庄田，并推行按亩征银的税收一条鞭法。

大明立国以来，皇亲国戚和士林诸生都享有免税特权。到了崇祯年间，大明朝共有二十多万皇亲国戚以及近百万士林诸生。他们霸占了全国大量的土地，导致国库税银大量流失。

可以做个简单的计算：如果平均每个皇亲国戚拥有田庄一千亩，那么二十多万皇亲国戚就拥有两亿亩田庄；如果平均每个士林诸生拥有田庄一百亩，那么百万士林诸生就拥有一亿亩田庄。两者相加就是三亿亩田庄，而大明朝全国的土地也不过八亿多亩。

这两个庞大的特权集团霸占了全国近一半的土地，导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朝廷既要对建奴用兵，又要镇压流贼，迫不得已只能加赋。而这些多出来的税赋，最终只能加到普通百姓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