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份最为“尊贵”的客人，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自然是最后一个到场的，看来这种“规矩”并不是后世官场的“专利”。当然也并不是说身份最高的一定是最后一个到场，而是说他来了之后宴会就算是正式开始了而已

一身男装的金碧辉正在“东兴楼饭庄”大门外不停滴向前来祝贺的宾朋拱手相迎，看到一辆车头前面挂着两面小旗一面“太阳旗”一面“旭日旗”的黑色小轿车鸣着喇叭开到饭庄门前停下来，赶紧对正在寒暄的一位宾客道声抱歉，大步向正在下车的田代皖一郎中将迎了上去。

倭国华北驻屯军在华夏可谓是历史悠久了。年月日，在“八国联军”的武力威胁之下，懦弱的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华夏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正好和当时华夏的人口相等，一个人头一两银子，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列强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个战略要地。

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个月，倭国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就设于天津海光寺，而其兵营则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作为华夏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华夏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倭国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对华夏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年，倭国政府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华夏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华夏驻屯军步兵旅团第联队第大队。截至“七。七事变”，倭国的“华夏驻屯军”驻扎北平天津等地已经整整三十六年之久啦。

田代皖一郎中将是年月起但任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早年先后就读于陆军熊本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年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这位“名将”，是华夏十四年抗战之中第一个死在华夏领土上的倭国中将。而他的死因还非常“搞笑”，竟然是被“气死”的！

上任“倭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身负倭国大本营交付的“重要使命”的田代皖一郎很快和华夏政府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等等这些看似有利于两国邦交与经济利益的“实业”，但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障眼法”，他正按照倭国大本营的指示，大肆加强侵华准备，在丰台附近增兵的同时，大力修建机场，并不停地组织军事演习，企图挑起事端，策划侵华。

机会终于在年月日深夜来了，那个糊里糊涂的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因闹肚子，成了日军侵华的导火索，倭寇策划多年的侵华战争全面展开。不过，田代皖一郎显然低估了华夏军队的抗战激情，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倭军的损失也非常大，远远超出了倭寇统帅部的预料，因此，田代皖一郎被火线撤职，被香月清司中将取而代之。

这一天，是月日，离“卢沟桥事变”只过去了天。田代皖一郎本来就有严重的心脏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当场晕了过去。被抢救过来后，田代皖一郎始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老子为你们背黑锅，你们竟然把我撤职，太没人性了！在床上躺了五天后，田代皖一郎还是没过去这个坎儿，一口老血喷在被子上，一命呜呼。

这位军人，田代皖一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川岛芳子这样的“亡国之臣”的，更不想和特务打交道。在接到川岛芳子生日宴会的邀请函之后，田代皖一郎也明白已经“失势”的川岛芳子是想借助自己的身份“狐假虎威”，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份。所以田代皖一郎本来并不想参加她的生日宴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秘密前往上海设立特务机关的老朋友土肥原贤二突然来电，让他务必要参加川岛芳子的生日宴会，并且告诉他这是“大倭国帝国的需要”！

倭国人就是这样，大部分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方面可能“彬彬有礼”，另一方面有可能“阴狠毒辣”，而且他们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敬畏强者的本性。田代皖一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方面不愿意和间谍特工打交道，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这个好朋友资深间谍土肥原贤二推崇备至，甚至言听计从，真算得上是一个“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