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余眼中，尹学治算得上“人如其名”——因为尹学治志在“治学”，他兢兢业业，只为一心一意做科研。

但在钱余考取的这所“985、211”重点院校里，人才济济，尹学治只能算徘徊于中下游。

当年学院的招聘制度变为了合同聘任制，新的学术带头人一入职就是教授职称。但依照合同，若该带头人在五年任期内，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文章，影响因子不达标，或是篇数不足，则给予解聘。竞争强度如何，可想而知。

何谓“影响因子”？

在钱余看来，那不过是衡量学术期刊的一个指标，即某期刊文章在特定时期内被引用的概率。

此算法源于检索系统——可人们却将该引用率本身，作为对期刊进行单一化评判的标准，而常常忽略了期刊文章的质量。

这一做法有太多局限性。

但迄今为止，科学界仍然没有其它行之有效的方式，用以替代或者完善这种“简单粗暴”的算法……

钱余知晓，尹学治并非新合同制下的带头人，但学校对这些“老一辈”的导师们，另有一套制度——将其已发表且影响因子达标的文章篇数，与招生名额一一对应。

简而言之，就是老带头人今年若发了一篇符合标准的文章，则明年有一个招生指标。

要是今年没有成果，那么明年就招不到新生——没有生源，就像公司、企业里招不到人手，缺乏“劳动力”。实验室缺兵少将，课题更难以继续开展，在读的学生就会面临毕业延期的风险。

如此一环扣一环，学校为提高学术影响力，督促各学科创新成果，保持竞争力，只能煞费苦心、竭力鞭策。

“不用紧张。”尹学治示意钱余放松，“这一届只招了你一个学生，平时没有同学可以聊天，做实验应该挺闷的吧。”

当年的实验室里，每个年级都仅有一名学生，从硕士到博士，一共六人——四名男生，两名女生，人数太过于单薄。

“师兄挺健谈的，一点都不闷。”

钱余的师兄名叫顺际宁，当时他们两人一起做课题。

“他说你平时做实验上手还挺快。”顺际宁对钱余的评价很不错，这让尹学治十分满意。

钱余很谦虚，回答道：“是师兄教得好。”

听尹学治的语气，应该不是数落自己，钱余暗自松了一口气。

“你也知道，学院公示了招生新规。”尹学治言归正传，“今年我应该可以发表两篇文章，到时候就能多一个招生指标。现在学院鼓励硕士生硕博连读，所以我想先问问你的想法。”

钱余顿时有些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我还真没考虑过读博的事情。”

尹学治点了点头，如实相告：“现在就让你做决定，确实有些仓促。”

“但你也清楚，我们实验室的博士都是对外招进来的，所以入学后，学生们还要再花时间熟悉环境、上手课题。若能像你这样，读硕士的时候就在这儿了，课题自然就能延续开展，事半功倍了。”

这次短暂的谈话，最终以尹学治让钱余先回去考虑，暑假前再另行答复作为收场……

钱余站起身，给三人的杯子都蓄满了茶水。

“当年啊，我刚获知自己可以申请硕博连读，实验室的各位‘同僚们’，就纷纷对此事发表了看法。”

盛夕笑了笑：“是不是大伙都羡慕得很啊！”

钱余也笑着点了点头：“有的说很划算，因为硕士两年、博士三年——这与直接读博相比，省下了一年的时间。”

“当然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

反对的原因也显而易见——“省下一年”这一说法，听着就像是“门外汉”发表的言论，因为博士能不能按时毕业，根本就是个未知数。

“我当时有位师姐，名叫谢运。原本在我入学的那一年，她就该正常毕业了。”

谢运当年确实申请了毕业答辩——那会儿她的投稿论文已全数修改，实验也补充完整，只待期刊编辑接收文章，她就能一心准备毕业的事情了。

“可谁知文章投回后，原来的审稿人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该稿件的评审，编辑只能另找审稿人。这人一换，便连带着许多不虞变数——编辑返回了三大页新的审稿意见。”

钱余摇头苦笑：“临门一脚出此变故，师姐只能看着毕业的机会从眼前溜走，无奈地返回实验室继续‘搬砖’了——不过当时她也只延期了半年，算是走运了。”

陈幸也开了口：“虽然大家的意见不统一，可你最后还是选择读博了呀。”

钱余还没答话，盛夕已经快了一拍：“他当时主要是为了学位和文凭，以及毕业后每个月，至少比硕士多一千块钱的工资。再有嘛——这还得多亏了你呀。”

“我？”陈幸闻言不免吃惊。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钱余正在犹豫的时候，我们还专程找过你，想要‘取一取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