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幸想了一会儿，最终点了点头：“你这一提呀……我倒是有印象了。”陈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记得自己当时说过的话，还有些‘重口’呢。”

当年，钱余和盛夕确实特意找过陈幸，想要听一听她的意见。

两人道明来意后，陈幸起初略显为难。可这话茬子一旦打开，她就开始长篇大论，给两人好好地“上了一课”。

“这事你俩问我……我好像也给不了啥建议。”

“你们也知道，我选择读博，就是因为我家的病史——以前是我姥姥，现在是我家老妈子，以后就有可能轮到我。”

陈幸看向钱余：“但是，一个人喜不喜欢做科研，或者适不适合做科研——这得问当事人自己了。”

钱余点头赞同：“读或者不读，我其实都能接受。现在对我来说，这唯一的差别——或许就是毕业后的工资，看我是拿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了。”

“那你听我给你俩分析分析。”

于是陈幸喝了杯水，润了润喉，开始娓娓而谈。

“这做科研吧，本身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往简单了说，就是要全面评估你做的课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是否具有可行性；有没有新意，能否申请到经费，还有……能不能顺利做下去；最后把成果拿去投稿，有没有期刊编辑愿意接收——这每一步节点，都是一道关卡。”

陈幸有着生物和医学背景，有时随口说出的戏言，未免少了些分寸：

“这做课题呢，就好比‘十月怀胎’——若起初选题不慎，‘误入歧途’，可能做了一段时间就无法继续，课题‘戛然而止’，宣告失败；这就像胚胎未能在子宫壁成功着床，导致‘异位妊娠’，只能‘先兆流产’，及时治疗。”

“如果开题顺利，一路披荆斩棘，自然可喜可贺。但若有意外发生，比如关键实验结果不符合预期，得出相反结论，南辕北辙；又或者做了大量实验，却迟迟得不出有用的结果……此时若能及时调整思路，另辟蹊径，倒也能亡羊补牢，‘迷途知返’；可若是无法转圜，恐怕半途成果，会‘胎死腹中’，有始无终。”

“等到实验结束，成文投稿，最怕的就是文章几经辗转，都寻不到期刊愿意接收。若是有同行和你做的课题‘不幸雷同’，别人又抢先发表，那你这文章该怎么发出去呢？难道就放弃几年的辛劳成果，甘心接受‘死胎不下’、‘稽留流产’的结局，功亏一篑么？恐怕只能继续深挖机理，把课题做到更深的层次，但这时间成本必然是相当巨大的。”

众所周知，准妈妈们自怀孕到生产，仿佛到“鬼门关”走上一遭，需要产科医生作为坚实后盾，提供保障。

虽说把做课题比作“身怀六甲”式的艰难险阻，真的是口无遮拦、委实过分了，但科研路上的坎坷甚多，荆棘载途，除了一些十拿九稳的项目，多数课题的开展，起初就像开了个“盲盒”。这研究能走到哪一步，谁也不清楚。一旦决策错误，导致课题“夭折”，搭上的就是整个团队几年的科研“生命”——日日辛勤劳苦，最终却徒劳无功，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这首先就得看导师的科研能力了——比如他的眼界如何，了不了解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方向，有没有想法，能不能创新。这决定了你做的课题有没有价值和意义，关乎实验室能否成功申请科研经费。”

“然后就是导师的领导能力——整个团队如何分工，每个学生能否独立自主完成课题……这些都需要他履行一个老师的职责，用心教导学生如何做科研。”

年轻的钱余听了陈幸的分析，默默地点了点头。

虽然自己只在实验室里，度过了短短的一年，但钱余知道，学术带头人是真正的决策者、掌舵人。

尽管学生才是课题的执行者，清楚个中细枝末节，但若没有导师把控方向、保驾护航，实验室便会群龙无首，学生遇到问题将无所适从。

同样地，如果带头人一味地依赖学生，对其课题放任不管，事事任由学生决定，一旦学生“行差踏错”，恐后患无穷。

因此，钱余将尹学治做学术的能力，也纳入了考虑的范围。

他究竟该不该留在这儿读博呢？

尹学治的科研能力虽然不差，但钱余总觉得——让自己在研一期末就做出决定，似乎过早了一些。

盛夕忍不住开了口：“说白了，就是看导师有没有能力，让自己手下的学生都顺利毕业，对吧？”

“这只是最低层次的要求。”

“就这要求还低呀！”

陈幸笑了笑，回答道：“你们想想看，现在这么多人都是研究生毕业，大家去找工作都有一张毕业证。要是大伙的毕业院校差不多，那这最明显的区别啊，就在于应聘者发表的文章上了。”

虽然文章不代表毕业生的全部能力，却是用人单位招聘的考核标准之一。

“导师的科研水平高，他发表的文章影响因子就高一些。钱余要是有了好文章，毕业后肯定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看着眼前这两张更为成熟的脸庞，陈幸不禁感叹白驹过隙。

“唉，这一晃呀，我们都工作了好几年了。”

“铃铃，铃铃——”

钱余的手机响了，铃声提示着主人，他有几封“新邮件”未读。

钱余拿起手机一看，发现是一些硕士生毛遂自荐，给他发来了个人简历，有的学生还附带了几大页的“研究计划”。

看来从明天起，钱余又有了新的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