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凌寻东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了钱余。

“你要退学？！”当时钱余拿着手机，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接着问道，“到底发生啥事了！”

“唉，一言难尽啊——”

“那你就长话短说！”钱余很着急，不停地催促着他。

凌寻东又叹了口气，然后才缓缓开口。

原本能够调剂到现在的实验室，凌寻东对导师还是相当感激的。

可事实上，他们双方都并非各自的“第一选择”——凌寻东是“高不成”只能“低就”，而导师是招不到满意的学生，以致于最终无人报考。于是二者就匆匆见了一面，如同“盲婚哑嫁”，仅凭一纸录取通知书，就仓促地“凑成了一对儿”，难免会有不如意之处，双方都需要时间磨合。

当时实验室规定，由高年级带低年级的学生做实验，硕士生据此培养实验技能，顺便给博士生“打打下手”。

原本这一制度也合乎常理，能够相互“成就”，既能让硕士学会技术，也能令博士的课题顺利进行。但如今实验室为求“速战速决”，开始实行严格的“分工制”——让每位硕士生尽量只做最熟练的操作，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

凌寻东初来乍到，就被分派到分子组别。他天天守着PCR仪做基因克隆，已经快一个学期了。

“要说让硕士只给博士帮忙，这些我都还能勉强接受。可唯独‘只做一种实验’这一点，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妥协的！”凌寻东义愤填膺，“难道我毕业后就找个技术岗位，简历上写着我做了三年的PCR吗？！”

如果读了三年的研究生，就只会这一种实验操作，那这实验室跟工厂的流水线有什么区别？！

虽然做实验是科研的关键一环，但培养研究生不是培养技术人员，是要培养科研人才——不仅有动手能力，更要有学术头脑，有独立自主的想法。

钱余问道：“你没和导师沟通过吗？”

“我当然和他聊过。可他只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以课题为先，等发了文章再做调整。”

那么，文章什么时候能发表呢？

谁也说不准——凌寻东可不敢拿自己宝贵的三年作为赌注。

钱余沉默了许久，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只能略作猜测：“或许，这也是你们导师……希望硕士生都能读博的一种‘手段’吧。”

“或许吧。”但凌寻东不在乎，“可哪怕我今后想读博，也不会在这读的——我已经打定主意办退学了。”

“可你就舍得这样放弃吗？”钱余害怕凌寻东一时冲动，过后追悔莫及，于是又劝道，“复习了一年多，四百多个日夜，你甘心么？”

当年两人一门心思准备考研，甚至到校外租起了房子，只为专心复习——却从未考虑过毕业找工作的事情。

“没什么不甘心的。”凌寻东意志很坚决，“要是继续在这里耗着，三年后才是悔之晚矣。”

钱余自知劝说无果，只能默默地挂了电话。他呆坐在椅子上，忽而想起自己到校参加复试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笔试当天，专业排名第一的考生竟然缺席，压根没来参加考试——如若不是非可抗原因，恐怕就是考生本人自行放弃了。当时众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此人为何不到场。而在这些议论声中，当属“一改故辙”占了大头：

“兴许人家有了好去处，哪怕考了专业第一，但这好工作也是‘金不换’啊……”

钱余当时特别担心——如今东子执意退学，那他之后要做什么呢？这退学可不比辞职，没了上一份工作，还能立马去找下家。退了学，若是还想深造，也只能等来年再考了。

当时聚会上的老同学们，听完凌寻东的“过客”经历，都十分惋惜。课代表甚至直言失望——自己竟然在本应纯粹的环境里见识了社会，他原本还以为，高校永远都是座“象牙塔”……

凌寻东朝郭子昱笑了笑，又夹起一块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往嘴里塞去：“所以从那以后，大伙就都叫我‘过客’啦。”

郭子昱不知该如何接他这话——没想到东子幽默风趣，看着像个“乐天派”，却还经历过“退学”这样的事情。

“还好当时我办退学办得很低调，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所幸没有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导师也未多加阻拦，一切都还算顺利。”

2016年1月初，凌寻东终于办好了退学手续，将自己的学籍返回原址。他打包好行李，只身回了家。但显而易见，那时凌寻东的眼前，像是蒙上了一层浓雾——前路茫茫未可知也。

“当时我和我爸妈，过年都没过安生。不过好在过完了年，我也到生物公司找了份工作。”

凌寻东起初的职位是学术推广，后来又做起了销售。

“学术推广这活吧，虽说需要的是本科及以上学历，但像我这种只在实验室待了半年，仅仅略通皮毛的大学生，底子自然比不过那些真正的研究生。”

凌寻东用双手搓了搓脸颊：“而且学术推广这职位，需要时常往外地跑，工资也算不得高。所以半年以后，我索性跳了槽，去了另一家公司做销售。”

“横竖都是要经常出差的活，不如干脆选个收入高的做。虽然销售没有底薪，但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呀，还是能赚到不少。”

做销售半年，凌寻东就买了辆二手车。后来他看上了一套房子，父母又帮着交了首付，于是凌寻东每天努力挣钱，过上了“月月还房贷”的日子。

陈幸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这代人呀，都免不了‘当半辈子房奴’的命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