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切体会到分别，是在高三以后。

于我而言，最害怕的，便是在机场的安检口，同家人分别的场景。回头时，即使隔了些距离，瞧见母亲难以舒展的眉头，也好像能看清她红了的眼；弟弟抱着刚买的吃食，跑到离我更近的侧边，朝我招手；父亲别扭的把手插进羽绒服口袋里，并不高的他，看不见排队人群里的我，身体左右摇摆着，尽力抬高脑袋，希望看见女儿的身影。时逢长沙多年难遇的寒冬，漫天飘着白雪，机场落地窗外白茫茫的一片，若非要再次离家奔去异乡，现在的我估计正和家人在家楼下打雪仗，堆雪人了。这时的我，却突然，生出了希望广播播报，飞机因天气原因取消的“好消息”。小小的玻璃隔离板，只有我小腿那么高，却将我和家人，隔绝在那一方不大的空间，隔绝了无法见面的那几个月，甚至是杳无音讯，无从得知的下次见面。

排在我前面的，是出去旅游的一家，孩子新奇的看着安检的设备，转身向母亲问着心里的好奇，母亲拿着两个孩子的身份证件和登机牌，同地勤人员交涉着。他开心地同自己的弟弟，分享着这次旅行，两个孩子脸上藏不住的喜悦。这温馨的一幕，不禁让我想起，初中时，也总是母亲带着我出去旅行，那时的行李都不需要自己清理，好像每次都是母亲拿着打包好的行李，跟机场的人交涉，只留下好奇的我，那是去异国读书无法感受的；也许，在多年前的相似场景里，我的身后也站着一位奔赴异国，同家人分别的留学生。

我将自己的护照递给工作人员，进行完人脸识别和登机牌检查后，她将机票夹进护照，递给了我。我将书包背到前面，脚踮了起来，便于将带子挂在肩上。一阵手忙脚乱后，我同工作人员道谢，拿着护照和登机牌，转身，朝母亲和父亲还有在家时，一起打架的弟弟最后道别。其实，在我无数次的转头里，眼泪总是止不住的在眼睛里打转，也许，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永远都不知道。

做完繁琐的安检，我走去了登机口。窗外的雪花还在飘落着，飞机坪的信号灯在有序闪着，四周的黄色照明灯随着暗下的天，也一起亮了起来。我看着机场大屏的延误信息，红字挂在我的航班信息前，从长沙飞往成都的航班，意料之中的延误了。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心中没有任何想法，心头却涌上一股苦涩，像是吃了黄连一般，整个嘴巴里，都充斥着苦味。

好像在我越来越临近高考的时候，离别也离我越来越近，频率变得多起来，带来的难受，也持续了很久。爷爷在我高考那年的二月份，与世长辞，他没能等到自己七十八岁的生日；离世的前两天，我们一家人从长沙赶去老家，在抵达老家的第二天，前往医院探望他。那是我在他病痛缠身后，第一次看到他，在此之前，我因为艺考待在培训的地方，时间都被安排的很满，即使他每周往返于老家和长沙两地的医院治疗，我也只能从家庭群里，看到他的模样。那年过年，他嚷嚷着想在老家过年，后来回想，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情况，即使家里人都瞒着他，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那年他任性了一次，吵着不愿去医院打针，病情恶化的差点就进了ICU，父亲担心爷爷的身体，带着我们回了老家。

彼时，我未满十八，却觉得，自己见到爷爷，大抵不会有什么太特别的感受，毕竟上一次看到爷爷的照片，他坐在医院住院部楼下，戴着一顶大到能遮住他半边脸的帽子，阳光洒在他的身上，父亲拥着他，照片里的他精气神还是挺好的。直到姑妈领着我们一起进病房，走到普通病房的最里头，爷爷躺在靠窗的那张床上，我看着面色蜡黄且消瘦的他，因为病痛折磨的他，好几天没有进食，脸颊凹陷的贴着骨头，连转头都变得艰难，眼睛因为眼窝肌肉的塌陷，使得突出了许多。窗台上放着他的手机，因为没能回复信息，屏幕上的绿灯一直亮着。我语塞地呆愣在病床边，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哽得很难受，牵连着我的泪腺，眼睛的酸涩充盈在眼睛里。弟弟欢快的脚步，也变得慢下来，那时的他，不满六岁，不知道爷爷怎么了，只是反复回头问妈妈，爷爷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瘦，母亲进病房看到爷爷的那一瞬间，眼睛就已经通红，回答弟弟的话语已经变得哽咽。姑妈强装高兴地拉着爷爷的手，说道：“爸爸，你看多多他们都来了！都从长沙来了啊！都来看望你，希望爷爷能快点好起来！”爷爷说不出话，嘴里含糊地挤出几个语气词。

弟弟抱着他最爱的枪，起身给爷爷敬了一个军礼，爷爷激动地尽力举起手握着弟弟的手，弟弟回握着爷爷的手，凑近了些。爷爷年轻时，参加了越南自卫反击战，他之前拿出老相册，自豪地给我展示着当年当兵时拍的照片，即使是黑白照，也难掩身着军装的爷爷，意气风发的模样。腰肌因为早年背电报机，落下了老毛病，久站便会腰痛。爷爷去战场保卫祖国，奶奶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小孩长大，后来，爷爷退了伍，家里做饭的事情，都包在了他身上，他说，奶奶以前带孩子太辛苦，以后做饭的事情都由他来，这一做，就是到耄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