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成果一一从西山瀑布到船雁村的水渠竣工，让人们看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余明生就把这条水渠叫做团结渠。

当清冽的泉水经过团结渠流向麦田的时候，人们那个兴奋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船雁村修团结渠的事也为政府知晓，区政府就派出人员前往视察。

也就在此时，我国的乡村政权经历了第一次变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的乡村政权在南方一般是乡村并存。

按照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规定：

（1）乡与行政村并存，同为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其规模由一村或数村构成，户数在100-500户之间，人口在500 -3000人不等①。

（2）乡、行政村的人民代表大会一般由直接选举的乡村人民代表构成，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一月开会一次，不设常设机关，只由会议选举主席1人。

正、副乡长当选后可兼任，其职务主要是主持会议，联系代表，并协助乡人民政府筹备下届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为听取、审查政府工作报告，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建议和议决本乡兴革事宜。审议本乡人民负担及财粮收支事项。

当时船雁村的合作社形式已为乡村政权代替，船雁村因为特殊的地理形势，被允许自成一个乡（村），叫做船雁乡。

贫协会取消，由乡人民代表大会代替其职能。余明生当选为乡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后乡长兼任）。

所以这个时候，余明生有被人叫做乡长的，有被人仍叫做主席的。当然以叫做乡长的为最多。

船雁乡的班子成员还是合作社时的原班人马，只不过叫法不同罢了。比如说高木良，余钱良都叫做副乡（村）长。

高瑞祥和高金荣由合作社的会计和出纳，变成乡（村）政府的会计和出纳。基本上是只换过一种形式，一种叫法，实质还是一样的。

团结渠的建成为余明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船雁乡也因此成为富城县的一面旗帜。

而且，这一年船雁乡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这年的年终结算，每个工分值为0.6元，远远超过全县0.3元的平均水平。

究其原因，是因为余明生种了秋季作物一一荞麦，又修了一条水渠一一团结渠。

合作社成立后，有很多村没有抓秋粮种植，有些村虽然抓了，种了荞麦，但由于干旱，所收无几。

只有船雁村的荞麦长势良好，荞麦获得了大丰收。

高瑞祥一家有三个劳动力，每天的纯收入有十多元，一个月就二三百元。除了预支的，年终纯进一千多元。

哇塞，他的家一夜之间“脱贫”啦！

高瑞祥和杨琼花合计，今年还掉所有欠债，明年，我们或者也有余钱了。

高瑞祥家的变化，使人们对高瑞祥与杨琼花的结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这个高瑞祥，算盘顶到脑袋顶上打，贼精着呢！”

杨琼花听了这些议论，心里像开莲花，走路呢，腰板也挺得直直的。

这一年，政府开始“扫盲”。扫盲分两步走。

第一步，办全民教育。每个乡要设立一所学校（民办），免费接受适龄儿童入学。

第二步，开办“夜校”或办识字班。规定没有进学校的人一律进夜校或识字班识字。

高瑞祥与杨琼花商量，送六个小孩都去学校读书。

杨琼花就说：“瑞祥，国根和国旺就算了吧。国根是正劳力，国旺也是半劳力了，让他们进学校，今年的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

高瑞祥说：“孩子们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今后，没有文化的人工作都很难找。所以，我们勒紧裤腰带也要让孩子们读书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