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文手下的一百人在花小山的大队前一天抵达铜鼓附近，抵达的当天便对可疑的去铜鼓营方向的人员进行了甄别、捕杀，可惜由于周边的山体实在太大，仍有漏网之鱼逃进了石头堡子。

像这种大规模的暗探之间的捕杀只有在战时才有，一般情况下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获取情报那要靠各人的本事。

山地营这种突然发难的举动，姜维只要不是笨蛋就知道意味着什么。

不过西头战事的结果尚未传到堡子，姜维有些举棋不定，他的最精锐的两千手下都去了西头，眼下堡子里除了原本跟着他的一千人，剩下的多是新近收罗的乌合之众，战力暂时不说，各怀鬼胎那是必然的。

如果他现在逃跑还来得及，铜鼓往东，从北到南分别是宁州、奉新、新昌，无论去哪里都行，不过按照吕大器的本意，肯定是让他在铜鼓扎根，以此为根基向西、向南、向北肆扰安国军的地盘，自己如果逃到东边，届时在吕大器眼里还值不值钱那就是另说了。

不过此时南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四月下旬，崇祯帝在北京殉国的消息正式传到了南京，一时江南剧震。

作为朝中元老之一的吕大器（十六年便是右佥都御史兼四省总督，位高权重，按照实际权位，尚在马士英、史可法等人之上）自然不甘心蹉跎于九江，在钱谦益的召唤下，他立即赴南京，与钱谦益等人准备拥立潞王朱常淓，而当时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却阴结江北四镇，准备拥立福王朱由崧。

四省总督一职由原郧阳巡抚袁继咸继任。

吕大器忙着拥立的大事，对于偏隅于大山之中的盗匪自然慢慢地淡忘了，而新任总督对于像姜维这种首鼠两端的人也是嗤之以鼻，还给江西境内的官府、驻军下达了“既防贼又防匪”的严令，“贼”自然指的是流贼，这“匪”嘛，其意不想可知，俨然将姜维之流当成敌人了。

就在前一天，吕大器放在姜维那里的幕僚便抽身而去，临走前也没给个准话，姜维派到宁州、奉新、新昌的人也回来了，都带来了袁大总督的原话。

这下姜维进退两难了，本来以为攀上吕大器这个高枝是自己时来运转，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事情便发生了逆转。

如果吕大器还在江西，他绝对会给铜鼓营派去援军，最少也要勒逼左良玉出兵，不过袁继咸就不同了，两股盗贼火并、两败俱伤才是他想看到的。

如今江西方向即使能过去，想正大光明地筹集粮草已经不行了，而东边、北边的安国军正虎视眈眈，南边的武功山一带倒是可以去，不过现在自己的西边、南边两条主要道路都被安国军封锁着，想穿越大山去武功山谈何容易？

没有粮草支应，他这三千人马瞬间便会作鸟兽散，占山为王说来容易，那是针对小股盗匪的，像姜维这种大股盗匪没有一定的根基，完全靠抢劫根本就活不下去。

最后他决定不能坐以待毙，带着剩余三千人马在花小山的两千人抵达之前连夜东去，向东走了一夜之后，便继续北行，他的目标是宁州。

与铜鼓相比，宁州更是处在大山的腹地，他想的很简单，铜鼓西有浏阳，南有万载，实在不是能久驻之地，宁州附近虽也有通城、平江，不过与万载县、平江县相比还是远一些，更何况想从通城、平江来到宁州只有通过修水一条水路可走。

宁州城便处在修水从大山之中刚刚出来的一小块平地上，届时只要封锁峡口，安国军想要攻打宁州便只能翻山越岭了。

更何况宁州城三面环水、一面紧靠大山，易守难攻，地理条件条件比铜鼓营可好多了，铜鼓则夹在两山的谷地，敌人只要两头一堵便插翅难飞。

花小山一肚子的锦囊妙计乘兴而来，回报他的却是一座空城，不过先前抵达的探子已经跟上去了，听说姜维跑向宁州了，花小山便气不打一处来，留下一百人将姜维掳来的女人以及其他无辜的百姓送回浏阳，也不装什么李三黑了，带着大军一路追了上去。

半日之后，李思文追了上来，听说他设计几乎全歼两千山匪后，花小山也很高兴，不过一想到李思文立了大功，自己作为一营主将却寸功未立，他面上虽没说什么，这内心始终感觉不得劲。

从铜鼓到宁州，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沿着修水的支流山漫水进入，这条路近一些，姜维也是走的这条路，由于他有朝廷正式任命的游击将军的文书，以及以前吕大器亲口答应的让山中各州县供应粮草的话，姜维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占了宁州，然后赖着不走。